靈鬼靈山獨此聲

　　———追憶林斤瀾先生

　　張頤武

　　編者按　我國當代杰出的小說家、有“短篇圣手”之譽的著名作家林斤瀾，因心臟和肺衰竭搶救無效，于4月11日下午在北京同仁醫院去世，享年85歲。

　　林斤瀾1923年6月1日出生于溫州。因短篇小說《臺灣姑娘》在題材和寫法上新穎獨到，引起文壇關注。他寫家鄉溫州巨大變化的“矮凳橋”系列成為他的重要作品;“十年十癔”系列、“門”系列是其代表作。曾任《北京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北京分會副主席等。

　　本版特意刊發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的懷念文章，寄托對林斤瀾先生的哀思。

　　林斤瀾先生去了。

　　我感到了悲傷，但更多的卻是惆悵。那個我們曾經如此真摯地投入了我們的感情、迷戀文字的魔力、探索文學的未知空間、發現現代漢語的新的可能性的時代，那個我們度過了青春時代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離我們如此之遠了。而林斤瀾先生卻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先驅者和開拓者，也是在那個時代以自己的努力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過化存神，他的創造的精神和溫厚的性格仍然在給予我們啟迪和教益。對于我來說，林先生其實是那個文學的狂飆時代的一個標志，一個象征，一個精神的坐標。林先生對于文學的影響是當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他的精神和作品屬于那個時代，卻超越了那個時代而具有了永恒的價值。

　　我在七十年代末知道林先生的時候，是由于他1978年發表的一篇相當長的短篇小說《竹》，這部小說當時還由電影學院的教授汪歲寒先生改編成了電影，名字也叫《竹》。我那時還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中學生。這部作品用書信體寫成，整個小說就是一個下鄉到母親曾經戰斗過的南方竹鄉的女兒和老革命母親的通信。故事的情節不脫當年“傷痕文學”的潮流，但其文筆和那對水鄉竹林的描寫還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懷和表現力。這里的“竹”被作者寫得格外有神采和風致，文筆也有林先生特有的高度凝練

　　和對于文字的考究。有一段寫竹子開花就是死亡的段落，到今天還讓我記憶深刻。其實林先生五十年代就已經是有名的作家，但他真正有影響的作品其實都是在《竹》之后寫出的。九十年代中葉我為湖南文藝出版社編一部《全國小說獎獲獎落選代表作及批評》(短篇卷)的選本，在1978年第一屆短篇小說評獎落選小說中唯一就選了這篇《竹》，不是為了它的故事，而是為了那一片“竹”和那獨特的文筆。

　　此后，整個八十年代林先生都和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一樣進入了他們創作的“盛期”。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樣在應該是創造力最強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沒有充分展露自己的創作才華的機會，他們都是到了將近六十歲的時候才顯露了才華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前所未有的理解的。林先生1981年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的《頭像》，其實寫的就是才華被埋沒的痛苦和經過了長期的壓抑后的噴發。這篇小說當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記事》一并獲獎，開了“新時期”文學的新的路徑。林先生的關于溫州家鄉的“矮凳橋”故事和具有極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系列都是八十年代文學的最重要、也最堅實的收獲，今天再讀仍然并不過時，無論獨特的文筆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應和了時代的同時又超越了時代。

　　八十年代后期，我常常參加北京文聯舉辦的活動，得以結識林先生，大概是我的學長黃子平當年的成名作就是評論林先生的文章《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所以林先生對于我們都有好感，對我也非常親切，我當時很熱衷搜集一些文壇史料，所以對于北京文聯當年的老作家如老舍等人的一些軼事常向林先生請益，林先生也就喜歡和我聊聊老作家的掌故。

　　林先生是溫州人，和我父親是同鄉。八十年代后期溫州同鄉會常有活動，我的父親常常和林先生在這樣的場合見面，談談他們都思念的故鄉的事情，他們也會說起我。所以林先生每次見到我都要讓我給我的父親帶好。可能林先生對我多一份父輩的感情。當然，我們的關系并不密切，我也沒有特意到他那里請益過，不應該謬托知己，但我們每次見面我都能感受到一種關切和鼓勵，也感到林先生對于晚輩的體貼和關照。

　　初次和林先生見面的人，會覺得林先生是個“好好先生”，人情練達，對于世道人心有深刻的理解，為人圓融。汪先生有一篇寫林先生的文章的題目就叫《林斤瀾!哈哈哈哈……》，這四個“哈”讓人印象深刻。但其實林先生是外圓內方，他的個性和思考都有強烈和執著的一面。汪先生的文章就點出了林先生的這一面:“斤瀾平時似很溫和，總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強烈的。”這種風度其實是古典的，也是一種圓潤而堅硬的“玉”的風格，但林先生又是現代的。他對于小說的藝術的思考是非常強烈的。他不斷地嘗試小說文體的新的可能性，嘗試給予小說新的生命，在這方面他是異常執著的。所以，他對于西方來的新理論非常感興趣，也相當熟悉。他多次和我談起后現代主義和結構主義等等，也談過諸如約翰·巴思、馮尼格特、羅布·格里耶這樣的作家，他對于這一切絲毫沒有隔膜和厭倦。他比起許許多多比他年輕得多的人對于新事物敏感得多，也開放得多。這其實不是“趨時”，而是通過對于小說的不斷的追求達到對于世界的不斷的新的發現，在這時，他總會和許多新的事物劈面相對，而他總是要深入到這些事物的深處去探究它內在的奧秘。

　　我那時被許多人視為一個熱衷時髦理論的年輕人，但林先生和我談得來，他對于新的理論有深入而獨特的理解，往往能夠從感受中悟到新理論的精髓所在。而林先生從小說寫作里悟出的理論，其實對我有極大的啟發。讓我知道，理論其實和現實的不間斷的對話才會有闡釋的力量。林先生自己也寫對于小說的思考，那些文章其實有極高的理論性，也有非常通達的見識。

　　我想，在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寫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謂“雙峰并峙”。如果說汪先生打開了“抒情”的路徑，而林先生則打開了“象征”的路徑。兩個文壇的前輩其實接上了中國現代小說被中斷了的傳統。如果說，汪先生像是現代小說中的沈從文的話，那么，林先生就像是當年的廢名。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卻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筆隨性沖淡，林先生卻是煉字煉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的意味。林先生其實是最大限度地開掘現代漢語的表達能力的人。他在小說中所做的如同寫詩。短小卻意象紛披，境界深

　　遠。李健吾曾經說廢名的小說像是過去舊詩中的絕句，用這句話來比喻林先生的小說其實也格外恰當。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樣是八十年代小說最了不起的文體家，汪先生以情見長，讓人體會到人間的無盡的情致，而林先生則以理服人，另開小說的一片象征的天地，給人刻骨的深切。“十年十癔”里面的那些詭異的形象、怪誕的故事其實都是將短篇小說的力度和強度推向極限的作品，這些作品里的“黑色幽默”確實是現代主義的，但它的文筆卻接近傳統。情景好像是中國的筆記小說式的，但其內涵卻充滿了內在的“現代”的緊張和吊詭。

　　劉心武先生曾經說林先生的小說是“怪味豆”，其實正是道出了林先生的不可企及的妙處。他在八十年代那個中國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中為小說的藝術和中國人對于人性的體察提供了獨特的參照。也為當時的年輕寫作者開辟了道路，八十年代后期的直到九十年代一直持續的“實驗小說”的潮流，林先生實開其端，和汪先生一起承先啟后，接續了中國文學的一脈傳統。這傳統既是現代文學的，又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他們在兩者的基礎上嘗試的新的路徑到今天仍然會給后來者無盡的啟發。

　　林先生是寂寞的，他的寫作從來都是難懂的，也是“小眾”的，就是在文學界之內林先生也始終是一個“另類”。林先生的故去讓我感到我自己和有機會聆聽林先生的教誨的八十年代也最終劃開了界限，林先生的離去讓我感到了那個我的青春時代已經徹底地消逝在時間的深谷的另一面，無可追尋。

　　新的時代不會再有林先生這樣的人了。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界都未必是林先生能夠想到的，但林先生的寫作其實為這個新的時代提供了一種見證。林先生因此仍然屬于我們，也屬于未來。

　　歷來喜歡龔自珍的絕句，其中有一首紀念他的前輩同鄉詩人宋大樽的絕句足以表達我此時的心境:

　　“忽作泠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

　　林斤瀾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