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問我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討論？1990年代以前，學者普遍關注“五四”；19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轉而關注晚清。這是近二十年中國學術發展的大趨勢。我的立場有點特別，談論“五四”時，格外關注“‘五四’中的‘晚清’”；反過來，研究“晚清”時，則努力開掘“‘晚清’中的‘五四’”。因為，在我看來，正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這種兼及“五四”與“晚清”的學術思路，使得我必須左右開弓——此前主要為思想史及文學史上的“晚清”爭地位；最近十年，隨著“晚清”的迅速崛起，學者頗有將“五四”漫畫化的，我的工作重點于是轉為著力闡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復雜性。

　　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識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加以認真辨析的學人。因為，我始終認為，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這還不算他們之間有很多人是“誼兼師友”。大家不要以為，“五四”的時候，梁啟超他們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不再發揮作用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和夏曉虹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既談論“為人師表”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也涉及“橫空出世”的傅斯年、羅家倫、鄧中夏、楊振聲；還有就是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嚴復等人，同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作用。兩代人之間，有區隔，但更有聯系；尤其是放長視野，這一點看得更清晰。他們的工作目標大體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話文、接納域外文學等，很多想法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共同完成了這個社會轉型。因此，我更愿意把這兩代人放在一起論述——既不獨尊“五四”，也不偏愛“晚清”。

　　當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總是會有縫隙，有矛盾，甚至互相爭奪生存空間和歷史舞臺。問題在于，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文學的轉型，是在他們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談晚清的時候，我會強調晚清的意義；大家都來關注晚清，我就轉而強調“五四”的意義。在我看來，“晚清”與“五四”，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不但“晚清”,連“五四”也是越來越遙遠了。人們對“五四”的真實面貌以及歷史場景，知道的越來越少，我們只記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正因為越來越符號化了，曾經生機勃勃的“五四”，就變得不怎么可愛了。

　　在我看來，“五四”復雜得很，不僅僅是革命與復辟、激進與保守、進步與倒退、國故與西學這樣的二元對立。若“回到現場”，你會發現，“五四”其實是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只不過經由幾十年的闡釋，某些場景凸顯，某些記憶湮沒，今人所知的“五四”，變成某種力量的“一枝獨秀”。當年北大學生、日后成為著名學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寫《“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憶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意思是說，當年北大國文系同學，分成三撥人，一撥人辦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撥人做提倡傳統文化的《國故》，還有一撥人希望介入現實政治，辦《國民》雜志。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今日學界之所以對新舊文化內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與認知，很大程度緣于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及歷史學家的誤導。

　　學生抗議運動還在余波蕩漾，命名就已經開始了。具體說來，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期上，羅家倫用“毅”的筆名，發表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也就是說，“五四運動”這個詞，最早是由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提出來的。事情還沒完全過去，運動中人就已經給自己進行“歷史定位”了，而且，這一定位還被后人接納，這是很罕見的。此后，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不斷地借周年紀念，追憶、講述、闡釋這一“偉大的愛國運動”。經由一次次的言說，關于五四的印象，逐漸被修正、被簡化、被凝固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