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政治家來說，紀念“五四”，歷來都是把雙刃劍。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我們不斷舉行此類活動。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談“五四”，都有自己的引申發揮，有時甚至直接轉化成政治行動。所有這些真真假假的言說、虛虛實實的紀念，同樣值得我們認真辨析。應該認真考量的是，哪些話說對了，哪些路走偏了，哪個地方應該固守傳統，什么時候不妨“與時俱進”。北大因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名揚天下，對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今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辦題為“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名參加的國內外學者有一百多位。平時我們開國際會議，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樣討論比較深入；這回破例，開這么大規模的學術會，也是別有幽懷——希望回應學界對于“五四”的各種質疑與批評。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有多種聲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認真傾聽別人的批評；第二，有自己的堅持，不因外界壓力而改變。所謂“多元”，不是說沒有自己的主張；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須把我的立場、觀點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別人討論，都不對�！拔逅摹碑斎徊粌H僅屬于北大，但北大無疑最為“沾光”。作為長期得益于“五四光環”的北大學者，我們必須認真面對“五四”這個巨大的精神遺產。當它被世人嚴重誤解的時候，你有責任站出來澄清、修正、拓展。當然，這不是什么“堅決捍衛”。要是真的偉大，不必要你來捍衛；如果不偉大，你想捍衛也沒用，反而可能幫倒忙。

　　我們的任務是，讓“五四”這一話題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關注；在這個同樣關鍵的歷史時刻，重新審視“五四”。至于怎么關注，從哪個角度進去，得出什么結論，取決于個人的立場、視野、趣味，強求不得。有些東西，在特定時代會被有意無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過去。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問題，也許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僅跟“五四”先賢對話，也跟同時代學者對話，甚至跟我的學生輩對話。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面對如此復雜的政治／思想／文學運動，在不斷的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和原動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資源。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資源，無外乎兩大部分：第一，直接從西學引進的，從柏拉圖到馬克思到尼采到哈貝馬斯，等等，等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資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學說。對所謂的“中國文化”，必須做一個分析。今天一說“傳統”，很容易就從孔夫子說起，甚至還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對此，我很不以為然。什么叫“傳統”，就是那些直接間接地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思維習慣、表達方式、審美趣味的東西。所謂“傳統中國”，就是儒釋道，就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而且，這東西辛亥革命后就沒了，到此為止。想像“國學”跟“西學”截然對立，主張純粹的“中國性”，我以為都是不可取的。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純粹，域外的思想學說，兩漢進來，隋唐進來，明清更是進來，早就滲透到我們的血液里。除非你徹底封閉，否則的話，一種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保持“純粹”狀態。就像人類的基因不斷稀釋、變異，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鮮活力的需要。

　　即使不說這個問題，你也必須理解，晚清以降，我們不斷跟西學對話，所創造、所積淀起來的“新傳統”，同樣值得我們關注。我承認，“五四”新文化人對于傳統中國的批判，有些過于偏激，但我們必須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場，以及為什么采取這樣的論述策略。在我看來，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某種意義上，對于后一個傳統的接納、反思、批評、拓展，更是當務之急，因其更為切近我們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響我們的安身立命。

　　假如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算起，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無論主動還是被迫，都在跟西方接觸；而從政治家的毛澤東，到文學家的魯迅，各種各樣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學對話。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說轉就轉，說停就能停的；可以贊賞，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過身去，假裝看不見。在我看來，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遺產，相當龐雜，也極為豐富，值得我們認真清理。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這一塊。不能想像，我們整天跟2500年前的孔子對話，就能解決當下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問題。我并不要求你認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場，但你必須面對他們提出的諸多困境與難題。請記住，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人很長時間里處于相當屈辱的境地。剛過上幾天比較舒坦的日子，就翹起二郎腿，嘲笑“五四”新文化人沒有風度，不夠從容，過于偏激，我以為是不明智的。不必專治近代史，但直面這一百多年的風云激蕩，理解歷史的沉重與詭異，可以磨礪自己的思想。切斷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動輒從先秦講起，詩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當下的“和諧社會”，這樣談論當代中國問題，其實很蒼白。

　　歷史久遠，很多粗糙乃至讓人惡心的東西，很可能早就被過濾掉了。因此，你所看到的“場景”，很優雅，具有合理性。文學也一樣，唐詩歷經千年淘洗，就剩這么多，當然每首都精彩，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詩就不一樣了，每天都在生產，量那么大，魚龍混雜是很自然的事。我沒說哪位新詩人比李白杜甫更偉大，我只是強調時間對于人物、文章、思想、學說的淘洗作用。“五四”離我們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論述的暴力傾向，還有思想的陰暗或偏激等。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當然值得我們珍惜；但我本人更為迷戀復雜、喧囂但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你問我怎么看待這場運動對今天中國的影響，對我們來說，“五四”已經是長期研究的積淀了，不能用三五句話來打發。因為，那樣做很暴力,且容易概念化。“五四”本來就是眾聲喧嘩，很難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經用“尼羅河泛濫”來比喻“五四新文學”，我覺得很有道理。尼羅河泛濫，自然是泥沙俱下，當時很不好看，但給下游送去了廣袤的沃土，是日后豐收的根本保證。

　　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想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五四”，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怦然心動，歆羨不已。經過一系列的對話與競爭，有些東西被淘汰了，有些東西逐漸占據主流地位，成為主導社會前進的力量。承認這一現實，同時理解那個風云變幻的過程，而不要急于撰寫“成王敗寇”的教科書。

　　說到底，歷史研究有其邊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極為心儀“五四”，但從不指望它解決現實問題。關于“五四”的談論，即便十分精彩，對于今人來說，也只是多了一個參照系，幫助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的豐富與復雜。如此而已，豈有他哉。不經由一系列錯綜復雜的思想轉化與制度創新，想用紀念3闡述某一歷史人物4事件來解決現實中國的諸多困境，那都是異想天開。

　　2009年3月28日改定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