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守常全集〉題記》中，魯迅曾生動描繪了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字守常)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最初看到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

　　五四前驅之一的李大釗，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2月由章士釗推薦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在北大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手下，很快地發展，走到馬克思主義的路上。”(《西行漫記》第4章)1919年5月1日，李大釗在《晨報副刊》發表《五一節雜感》，指出這是工人階級“直接行動的日子”。“直接行動”，無異于給即將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發出了戰斗號令。據高一涵回憶：“五四游行，守常和學生一道參加。有一次，為了救援被捕學生，大家集隊往政府請愿。隊伍走到國務院門前，只見鐵門緊閉，門內架著機關槍。守常憤怒異常，一個人跑出隊伍沖將上去，大家趕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險。”(《回憶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同志》，《高一涵先生談李大釗同志的歷史》手稿本)

　　5月18日，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22號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指出僅僅痛恨曹、章、陸等賣國賊，僅僅以抱侵略主義的日本人為仇敵是不夠的，因為“現在的世界仍然是強盜世界”，“這強盜世界中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文末他強調了“三大信誓”：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陳獨秀被捕入獄后，李大釗立即設法營救。9月16日陳獨秀獲釋，李大釗在《新青年》6卷6號發表了《歡迎陳獨秀出獄》一詩，說陳獨秀的影響“好比花草的種子，被春風吹散在遍地。”為了陳獨秀的安全，李大釗跟高一涵等商議，先把他安排到王星拱家中暫避。1920年2月中旬，李大釗化裝為外出收賬的商人，雇一騾車，親自將頭戴氈帽的陳獨秀送至天津。旅途中，兩人商談了建黨的問題。此后，陳獨秀從天津乘外輪去上海，開始了建黨的籌備工作。

　　對于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李大釗后來指出，“這是中國全國學生膺懲中國賣國賊的紀念日，是中國全國學生對于帝國主義行總攻擊的紀念日，亦即是被壓迫的民眾向壓迫的國家抗爭自由的紀念日，這是國民的學生的日子。我們在今天應該把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痛史，細數從頭，把五四的精神，牢牢記住，誓要恢復國家的主權，清洗民族的恥辱。”

　　來源：《這一周》，載《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第24期，1924年5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