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說:她不習慣接受媒體面對面的采訪，僅有的幾次都是通過電話進行的。盡管如此，當她近日與家人踏上申城尋根，適得新作《三月曝書》出版方邀請，在季風書園的走廊書吧坐定，面對記者的頻頻發問，依然保持了親切隨和、鎮定自若的風度。

　　問到感興趣的話題，這位以散文、學術、翻譯“三筆”風靡中國臺灣地區的知名學人，會用略帶閩南口音的普通話娓娓道來，一如她的散文，平淡、自然、有回味。不便言及什么，她就淡淡地回避開，在恰如其分中透露出她的人生態度:遠離喧囂和浮躁，但求歲月靜好。

　　盡管已屆七旬，眼前的她卻看不出年紀，略加修飾的眉是平和舒展的，一身咖啡色的上衣是熨帖的，眼神安靜、柔和，帶著閱盡人世滄桑之后的純然和志趣，卻不禁讓人想到她背后的人生故事。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日租界。外祖父是有“臺灣太史公”之稱的連橫，表弟是連戰。父親林伯奏是臺灣彰化縣北斗鎮人，早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獎學金赴上海，進入日本人設立的東亞同文書院上海分校，畢業后在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的上海支店任職，并從事房地產生意，在上海虹口一帶有不少房產，林文月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過了人生最初的十多年，而她曾因被店主善待而念念不忘的家邊小書店，據眾多學者考證，正是著名的內山書店。

　　在日本占領臺灣的年代里，依據《馬關條約》，臺灣地區居民都是日本國籍。小學五年級以前，林文月一直在上海接受日式教育，由于年齡尚小，父母也就沒有給她講臺灣被割讓給日本的歷史，她“一直把自己當日本小孩”。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宣布戰敗那天，在小學操場上，她跟日本同學一起哭，“以為自己是戰敗國的子弟，過兩天，才發現自己是戰勝國的公民”。

　　所以，在林文月的回憶里，小時候的身份一直是不定的。“我的母語其實是日語，我最先會講的是日本話，在家還會說點上海話。回到臺灣，我不會講臺灣話，國語也不會。但對我來說，講日本話最方便，突然之間就要改變我的生活和習慣。所以，最初在臺灣上學時，我用不熟悉的臺灣話來解釋我更不熟悉的國語。后來才慢慢習慣。”

　　那時的她自然想不到，正是這樣復雜的身份，使得她可以比較客觀地看事情并作評價，日式學堂的啟蒙教育，也為她日后翻譯《源氏物語》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林文月透露，自己走上翻譯道路，純粹出自一場歪打正著:1969-1970年，她遠赴京都大學留學一年，專攻比較文學，論文題目就是“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其中她提出:沒有《長恨歌》，就沒有《源氏物語》，“可能很多國人都不知道，這部日本最偉大的名著是受到白居易《長恨歌》影響，故事開始就引用了《長恨歌》中的語句，把桐壺天皇對桐壺更衣的寵幸比作唐玄宗與楊貴妃的關系。”

　　當時《源氏物語》還沒有中文譯本出版，為了讓讀者了解論文，林文月試著把第一章翻譯出來，附在論文后。論文還未受到關注，這篇附錄橫空出世，引發了出版社的濃厚興趣，希望她繼續翻譯整部作品:“天，他們不知道后面還有54章！”但喜歡“踮起腳做事”的林文月抱著姑且試之的心態，在《中外文學月刊》上開始翻譯連載，花了5年半時間，總共有1300多頁，100萬字，“感覺像跟時間跑馬拉松賽”。

　　很多年后，林文月才知道，在她翻譯之前，豐子愷就已完成了翻譯，但譯本的出版卻在她之后:“很可惜，如果能夠早點看到，也許能從中學習到很多。”但同時她也慶幸，“如果知道豐先生已經翻譯了，我怎么敢翻譯呢？而且那樣的話，我遇到困難，就會很依賴地去參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豐先生譯得不妥之處。”

　　也是在日本留學期間，林文月開始散文寫作。她回憶說:當時，我順帶給臺灣一個文學雜志寫文章。但那個雜志主編對我說:“文月，你干嘛寫那些正經八百的文章，寫一些有趣的東西。”我說:“要寫什么？”他說:“隨便你，每個月寫一篇”。林文月就陸續寫了京都生活的散文，后來收集在《京都一年》中，從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來把京都生活、文化介紹給臺灣人，當時能出國的臺灣人還是很少的。

　　關于林文月的話題，自然離不開“名門子弟”這個標簽。對此，她十分坦然:“外祖父去世時我才三四歲，但已經是第三代中唯一有與他老人家合影的。我母親是長女，連震東是外祖父的獨子，連戰是連氏二度單傳。我與弟妹先后有四人入臺大，包括學政治學的連戰，只有我是中文系。”得知林文月考入臺大中文系，舅舅曾豎起大拇指，稱“外祖父的文學遺志有此女承繼了”。

　　這位承繼外祖父“文學遺志”的大家閨秀，卻寫出了在眾老饕心目中堪比袁枚《隨園食單》的《飲膳札記》。談及這個話題，林文月興趣盎然。她說:袁枚是遣家中廚師四處學藝，我則是親身嘗試，臺靜農先生、許世瑛先生、董橋、林海音、三毛，都曾在飯桌上捧過場。學生笑我做菜像做學問，記了許多筆記。“其實，最開始我是為了避免重復以同樣的菜式款待同樣的客人，才用卡片記錄每回宴請的日期、菜單，以及客人的名字，而今再度翻起，許多師長已經故世，許多朋友已經離散，更是唏噓。”

　　出生于名門之家，一身兼做學術、翻譯和文章，又不失煙火氣息，林文月是女性心目中的“得天獨厚”，多年前她寫到:我實在不佩服現在那些只知道寫論文，從不敢進廚房的女教授。人生豈不就是苦樂參半？一個女性教員和家庭主婦有甘有苦，實在也是應該的。而今，沖淡許多的她選擇更有意味的另一說法:“我覺得我必須要先做一個人，再做一個女人，再做一個學者、作者或者是翻譯者。”?

　　本報記者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