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追尋紅土下的秘密

　　天氣剛一見暖,他就一頭扎進了遼西的山里，以81歲的身軀，開始了牛河梁“申遺”的沖刺。

　　遼西的山既不巍峨,也不挺拔,連綿起伏的一道道梁而已。然而，這里卻掩藏著一個5000年的秘密。

　　1983年，他和他的考古隊來了，用考古鏟輕輕拂去歲月的泥土。他們在大凌河畔驚喜地發現了一個5000年前文明古國的倩影，找到了中華民族在長城以北的老家，并追索到了傳說中的五帝行蹤。

　　他叫郭大順，自1968年來到遼寧省后，為考古工作忙碌至今，現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專職教授。

　　發現女神

　　郭大順家客廳的墻上，掛著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寫的一首詩：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短短28個字，把中華文明的“龍”“花”淵源和相互交融概括得淋漓盡致。

　　郭大順在北大學習期間，就師從于蘇秉琦教授，專攻新石器時代考古，并深入洛陽王灣遺址、山東大汶口遺址和江浙地區實習。中原地區豐厚的文化積淀讓他贊嘆不已。然而,1968年畢業時，他卻被分配到了山海關外的遼寧。

　　遼西當時還被視為古文化的偏遠地區，就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來說，文獻記載很少。然而，郭大順以一個考古人的敏銳，隱隱約約感到，那片因干旱而龜裂的紅土里，一定埋藏著什么秘密。

　　早在上世紀初，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就注意到了內蒙赤峰市郊的那片褐紅色山巒；1922年至1924年，法國神甫、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發現了2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1930年,梁啟超之子梁思永在赤峰收集到一批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古史學家李濟在著作中也提醒大家：我們應當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里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遼西朝陽與內蒙赤峰山水相連，文化上本沒有藩蘺，郭大順年復一年地尋找著紅山文化的蛛絲馬跡。

　　1979年5月，遼寧省文物普查開始，郭大順被任命為喀左隊隊長，與17名學員一起把全縣21個公社跑個遍。普查過程中，郭大順反復強調，紅山文化是重點中的重點。他舉著剛采集到的彩陶片向大家介紹：朝陽是紅山文化分布區，但紅山文化出土還鳳毛麟角，只有三十多年前日本人調查的零星記錄。因此，隊員們在普查時格外仔細，共發現各類遺址609處，其中有1982年在喀左東山嘴挖掘出的中國古代第一個祭祀遺址，還有兩尊“婦女小雕像”。

　　此發現轟動了中國考古界。1983年7月，19位北京專家在蘇秉琦先生率領下來到遼西。北大教授俞偉超說：婦女小雕像是全國考古界等了三十多年的發現。蘇秉琦先生則將此與中國文明起源相聯系。

　　更大的驚喜還在后面。就在蘇秉琦先生走后不久，在他稱為“金三角”的喀左、建平、凌源三縣交界，一個方圓50平方公里的遠古文化遺跡輝煌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東山嘴出土了遠古祭壇，牛河梁上廟、壇、冢星羅棋布；東山嘴祭壇只有一圈，直徑2米,牛河梁祭壇從里到外共分三層,最外圈直徑22米；東山嘴“婦女小雕像”高7.9厘米,牛河梁女神廟里的女神殘塊組合后，分別相當于真人的一倍、兩倍和三倍。

　　專家們興奮地看到，牛河梁壇、廟、冢的配套非常像北京明清時期的天壇、太廟與明十三陵，也嚴格遵守著中國傳統建筑沿中軸線布局、天圓地方、東西對稱的理念。

　　“不過，牛河梁壇、廟、冢組合中的主角是女神廟。”郭大順說，牛河梁的內容實在是太豐富了，雖然規模僅75平方米，相當于史前時期的一座大房子，卻顯示出原始宗廟的封閉性和神秘性，這恰是一人獨尊和神權壟斷的象征。

　　“紅山文化的考古新發現，哪一項都極重要，但是，如果問我哪一項更為難忘，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女神頭像。20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說這話時，郭大順的眼睛閃閃發光。

　　那是1984年10月31日上午，初冬的遼西山區格外寧靜。工地上只聽到小鏟碰動泥土的沙沙聲。這幾天人像殘件接二連三地出現，讓大家充滿了期待。人們屏住呼吸，看著考古隊員剝離一件特殊的塑件。額頭、眼睛、耳朵、嘴……一尊幾乎完美的女神頭像仰面朝天，微笑欲語。攝影師及時按下快門，記錄了女神與子孫們跨越千年的相視一笑。

　　追尋五帝

　　“發現了不等于認識了，認識的過程可能更艱巨，甚至痛苦。”手撫著紅山女神的肢體殘件，郭大順苦苦探索著紅山女神微笑背后的玄機。

　　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中華文明從黃河孕育出來，傳播到華夏各地；紅山文化的發現，為中華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了基礎。蘇秉琦說：“以發展順序看，從舊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遼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黃河中游早。”

　　一向被視為古文明邊緣的長城以外，燕山以北，為何會有如此璀璨的古代文明？“文化交匯是紅山文化率先跨入古國階段的一個主要原動力。”郭大順說，源于華山腳下的仰韶文化的優生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的廟底溝類型，沿太行山麓北上；源于遼西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龍鱗紋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的紅山文化類型，由大凌河源南下。這兩個出自母體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更有生命力的優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他們終于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龍鱗紋圖案彩陶和玫瑰花圖案彩陶在這里共存是為證據。紅山文化廟、壇、冢就是他們相遇后迸發出的文明火花，龍與花的結合更讓人自然而然聯想到今天的“龍的傳人”和“華夏民族”。

　　一個謎團解開了，另一個謎團又接踵而至。燦爛的歷史星河中，我國最古老的一些文明都漸漸沉寂了，紅山文化更是在剎那的絢爛之后，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她們從哪里來，又去了哪里？在苦苦追問中，考古學家們找到了一個失蹤了的時代。

　　郭大順說，司馬遷撰《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于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就有了從五帝說起的通例。但史學界卻把五帝時代作為傳說來對待，原因是沒有實物證據。這樣，中華文明史只能從四千年的夏代算起。追尋五帝蹤跡于是成了牽動海內外炎黃子孫心弦的大事。

　　紅山文化的考古發現往靜靜的池水里投下一塊石頭，掀起了陣陣波瀾。一股考證五帝熱，再次在學術界興起。

　　郭大順說，五帝時代是一個古國林立的時代，黃帝時“監萬國”，堯時“和諧萬邦”，到禹時，仍是“夏有萬國”之勢。五帝不過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于是，在史前諸多考古文化類型中，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如仰韶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就成了與五帝諸代表人物相結合的焦點。如多以為仰韶文化為神農氏文化，陶寺文化為堯的文化，大汶口文化即舜的文化，而良渚文化與先夏文化有關。對紅山文化與五帝的關系則眾說紛紜，有以女神塑像與女媧的黃土摶人相聯系；有以發達的宗教遺跡與顓頊帝的“絕地天通”相聯系；有以玉龍的勾形體態與蚩尤的字形相比附，也有重提商文化起源東北說而以為紅山文化即“商先文化”者。更有學者提出，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只有黃帝時代與之相合。

　　為此，郭大順搜集到許多蛛絲馬跡：黃帝族“遷徙往來無常處”，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點；黃帝戰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張家口的桑干河流域；周武王封黃帝之后裔于薊，地也在今燕山南麓長城腳下……從文獻記載到考古發現，都正找到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五帝前期諸代表人物和部族活動重心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

　　歷史是一本千瘡百孔的書，郭大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要能作到‘接近古人’，與古人的想法縮短距離，就是很有成就的了。”

　　龍出遼河源

　　穿龍袍，舞龍燈，賽龍舟，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一直被稱為“龍的傳人”，但對龍起源的時間、地點等卻莫衷一是。

　　站在牛河梁上，郭大順告訴記者：“雖然在中原和南方等地區也有早期龍形象出土發現，但遼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期的龍時間最早，類型最多，序列完整。所以，我們的觀點是——龍出遼河源。”

　　郭大順介紹，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先紅山文化——遼寧阜新的查海遺址，就已有“類龍”形象出現，到距今6000年前的趙寶溝文化中，在陶尊上刻畫的“四靈”紋有豬頭龍、鹿頭龍和鷹首龍的組合。所以到了紅山文化時期，龍已定型并以精美絕侖的玉器形式出現。

　　“紅山文化玉器早有發現，從20世紀初起，就有收藏家和博物館收藏，不過都將其年代定得過晚。”郭大順分析，長期以來，人們對史前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水平估計嚴重不足。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遼河支流西拉木倫河上游，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一場大雨過后，從山坡上沖出來一個高達26厘米，長吻前伸，身蜷如弓，棱目上挑，長鬣飄舉的大玉龍，被當地農民送到文化館。1975年7月3日，郭大順和同事孫守道看到這件大玉龍時，不由得為之一震。從頭部刻畫簡潔看，時代不會太晚；但考慮到三星他拉村地處黃沙大漠，還是無法將玉龍和當地文化往一起聯想。到了1979年，在喀左東山嘴挖掘出一件綠松石鳥和一件龍首玉璜的同時，在凌源三官甸子一座墓中也出土了9件玉器，這才有同事試探地提出：“這座墓是不是紅山文化的？”

　　一個龍的起源，一個文明起源，這是兩個關系中國史前考古和上古史的大課題，在當時十分敏感，很少有人敢去闖這個禁區。所以，1981年郭大順和孫守道在中國考古學會杭州年會上提交的論文《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并沒有被論文集收入。直到1984年8月4日對牛河梁第二地點1號冢4號墓進行挖掘后，考證多年的紅山文化玉器才一錘定音。

　　郭大順說，這個墓里雖然隨葬玉器只有3件，但均為紅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種：斜口筒型玉器和玉雕龍。尤其是兩件玉雕龍的出現，令在場人興奮不已。它們掛在死者胸前，一左一右，背靠著背，晶瑩亮澤，十分可愛。斜口筒型玉器枕在墓主人頭下。有了這些確鑿的證據，考古學家才敢理直氣壯地說，這些玉器是紅山文化的代表作。如今，出土于三星他拉村的大玉龍已經成為華夏銀行的標志。

　　夢繞牛河梁

　　初春的牛河梁，和風習習。在一個向陽的山坡上，翠綠的油松和落葉松掩映著一個占地2公頃，典型遼西風格的院落式磚瓦房。這就是被考古學家們譽為“躺在女神懷抱中”的牛河梁工作站。

　　郭大順來到遼寧已經41年。盡管其間也曾換過好幾個單位，當過省文化廳副廳長，但他更多的時候是在這座山里度過的。白天漫山遍野尋找紅山人的行蹤；晚上遙望星空任思緒馳騁。《文明曙光期祭祀遺珍/遼寧紅山文化壇廟冢》、《考古文物之美》、《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等系列著述大都在這里“出生”。

　　牛河梁是中華民族在長城以北更老的老家，也是郭大順的精神家園。為了守住這方凈土，他和同事們想了許多辦法。1983年東山嘴遺址現場會，決定了露天保護的原則，將遺址所在的耕地征過來，周圍栽植側柏樹。為了保證樹木成活，3年多時間拉水上山。現在東山嘴遺址已被黑油油的一片林帶圍了起來。

　　牛河梁遺址不是一個點，而是分布于50平方公里范圍內的規模宏大的遺址群。按通常作法，把已明確的女神廟及周圍第二、三、四、五號積石冢作為重點保護對象，先行保護下來，其余劃作建筑控制地帶就可以了。問題的關鍵是，牛河梁如此重要，遺址之間又互有聯系，一旦規劃不慎，就會把遺址群割裂開來，甚至造成破壞。為此，郭大順請教了蘇秉琦先生后，提出了廟、壇、冢連同其間“白地”一起保護的原則。1986年6月30日,遼寧省順利通過了將牛河梁50平方公里的范圍作為一個整體，全部確定為保護范圍的決議。這樣一個全新的保護概念，使如今的牛河梁如世外桃源，寧靜幽深。

　　“探索古遼西，是艱苦的，也是誘人的。”直到如今，郭大順仍然奔波在5000年來先民高舉火把、載歌載舞的大山上。

　　遼寧省委、省政府已經明確，把牛河梁遺址作為全省文化建設重大項目，申報國家大遺址，目標是三五年內達到“申遺”水準，盡快把牛河梁遺址打造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為此，郭大順必須在規定時限內完成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編寫、出版工作。81歲的老人，為事業迸發著18歲的活力。

　　本報記者　畢玉才　特約記者　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