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面不是說一九一八年五月，因留日學生歸國，北京學生所發動的游行請愿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前奏嗎？這里又如何說李大釗同志是團結學生，催生五四運動的人物呢？李大釗民國初年在日本，民國六年到北大。從留日學生歸國，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以后，他一直是抗日愛國運動的努力人物。一九一八年七月中由他發起，聯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這里面也有些壞分子如曾琦一類的人)，組織一個帶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叫做少年中國學會，這學會網羅了各方面的有志青年，其中包括了少數日本歸國學生，國內各大學學生，以及社會上有志之士。會員有百零八人，其中不少絕特之士，而這個少年中國學會之組成，對于五四運動是起了很大的聯系作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由于德國的失敗與蘇俄革命的成功，一時“公理戰勝強權”、“勞工神圣”、“民族自決”等名詞，呼喊得很響亮，激動了每一個青年的心情，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這時間學生們真是激動得要發瘋了。庚子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對德國屈服賠罪而建立在北京東單牌樓最恥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毀了，改為“公理戰勝”的牌樓，豎立到中央公園去了(現在的中山公園)。名流們也勤于講演，今天你講一套“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的理論，明天我又講一套“公理戰勝強權”。蔡元培校長也在天安門前廣場搭起臺來，講演“勞工神圣”，只有李大釗同志呼喊“庶民的勝利”(《庶民的勝利》這篇文章，是他當時的一篇講演稿)，歡欣鼓舞的慶祝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大家眼巴巴的企望著巴黎和會，希望巴黎和會這個強盜集團能夠給我們一個“公理戰勝”，那曉得奢望終是失望。四月底，巴黎和會決定了要把德國強占我們的山東“權利”，判給日帝國主義強盜繼承。同時還拒絕了取消袁世凱與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u五月一日，我們得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參加在國民雜志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個學生代表，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昂得眼里要冒出火來。于是決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上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現在的三院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北京各校學生都派代表參加。并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君做主席，推文科學生黃日葵等三人做記錄，推我起草宣言。三日晚上的會，北大全體學生都到了，各學校也到了許多代表，禮堂里里外外都擠滿了人，這算是北京全體學生大團結的一個會議。會開到很緊急的時候，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同學，拿出一把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大會決定了第二天(四日)早晨到天安門齊集，示威游行，這就導入了五四運動。

　　五四那天由天安門到趙家樓，毆打賣國賊章宗祥，火燒曹汝霖住宅，三十一個學生，一個市民當場被捕的事，報紙上有記載，我不在這里來說了。

　　由于這次運動主要的是抗日，皖系軍閥，親日派的段棋瑞就主張嚴辦學生，借此來鎮壓一下，而親英美派的直系軍閥則主張和緩；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很尖銳的。親日派的軍閥正是當權，在“愛國無罪”的輿論之下也怕激起更大的事變來，于他們不利。同時自從五四那天大批的學生被捕以后，北京各校的學生會也組織起來了，北大的學生救國會也改為北大學生會，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也成立了，會址設在馬神廟北京大學第二院。“學聯”的名詞，從這一天起，就開始存在了。因為大批的學生被捕，各學校的學生會成立，就以有組織的行動，陸續的到警察廳和步軍統領衙門監獄去報到，要求收押，以營救被捕的同學。在這樣的氣氛之下，軍閥們也怕釀出更大的亂子來，于他們更為不利，被捕的三十一個學生，一個市民，于五月七日的中午被釋放了。被捕的學生雖然被釋放，軍閥們以為這次的事是新文化運動的胡適搞出來的，要來鎮壓一下，其實搞新文學改良的胡適，在五四運動以前好久就到南方去了，去迎接他的美國老師去了，五四那時他不在北京。五四群眾示威運動他也是不贊成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負行政責任的人，他同情學生運動，而又不愿意鬧得過火，學生出獄后，北洋軍閥的教育部一再地威脅他，訓令他，要他嚴加管束學生(訓令現在還存在北大博物館展覽)。可是學生運動還是繼續，學生還是日夜不停的到街頭講演。蔡校長在這種情形之下，于五月九日就留下“殺君馬者道傍兒”這謎一般的一封信辭職離京走了。學生會得到了這個消息，于反帝反軍閥的口號之下，又添上了一項挽留蔡校長，不達目的不止的任務。于是更廣范圍的到街頭講演，學生一面講演，警察一面捕人，講的愈多，捕的愈眾。這樣，運動就不能限于北京一地了。五月十九日，北京學聯就決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擴大宣傳，這時，各地的學生會差不多都組織起來了，各地的學校也都罷課，六月一日以后，北京學生彼捕的達一千多人，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做了臨時的監獄。六月三日，上海的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隨著南京、漢口、濟南、天津等地也都相繼罷市、罷工，由于上海自來水工人罷工，上海全市沒有水喝，鐵路工人罷工，交通斷絕了。上海各馬路也組織了馬路聯合會。五四運動到了這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已是一個革命運動了。六三以后，知識分子的學生運動，便與工人階級結合起來了，這一結合，五四運動的意義就與以前不同了，它指示了政治運動的路線，增加了運動的力量，同時也使工人階級覺悟了。以前，反帝愛國運動只限于知識分子群的學生，現在擴大到了工人、商人、學生中。成為各階層共同的任務，結成各階層的統一戰線了。所以五四運動到了六三罷市，接著工人罷工以后，軍閥統治階級就不能不接受懲辦賣國賊的要求，來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了。強盜分贓的巴黎和會的和約，在這樣情形之下，中國的代表也不敢簽字。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先施公司東亞酒樓禮堂開成立大會，全國各地三十多個單位的學生代表都參加大會，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先生還到會講演過，出版了《全國學生聯合會日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出版到八月底)，推舉了全國學聯理事會負責人。五四運動到了此時，形式上是發展到最高階段，走上結束之途，而實質上就導入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的革命階段。　　

　　《九三社訊》 195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