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辯之以理，劉崇佑也非常擅長動之以情，據《晨報》8月22日登出的《北大學生案公判旁聽記》載，“滿堂欷歔，為之淚下”

　　當魯士毅等11名學生即將遭到審判的消息傳出，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師劉崇佑拍案而起，毅然擔任了這11名被告學生的義務辯護律師。

　　劉崇佑，生于1877年，福建侯官縣人。17歲中舉人，后東渡日本學習法律。辛亥革命后，曾任眾議院議員，于曹錕賄選前辭職，從此退出政界，專任律師，并立志“律師應仗人間義”。 還在五四游行火燒趙家樓后不久，5月8日，北京律師公會即作出決議：如曹汝霖方面請律師，任出何報酬，一律不就。如有不遵此議者，對待以積極的手段。學生若請律師，愿盡義務。這一次，劉崇佑果然遵此諾言，為學生義務出庭辯護。8月16日，劉崇佑簽下刑事委任狀，成為11名被告學生的辯護律師(當時漏寫了倪品貞，于8月25日補簽)。

　　8月21日上午10點，京師地方審判廳刑事二庭開庭，公開審理魯士毅等11名學生私擅監禁傷害、許有益等4人公然侮辱一案，庭審共持續了8小時。

　　開庭之后，審判長先請檢察官陳述了起訴要旨，之后15名被告一一進行了陳述，在休庭15分鐘以后，庭審轉入辯論階段。在辯論階段，劉崇佑作了精彩的辯護，他首先對控方所依據的警方及許有益等人證詞的真實可靠性提出嚴重質疑，進而指出控方所稱的共同犯罪的要件不成立，證詞的采集也沒經過被告人確認而不具有合法性，最后得出本案根本上就不成立的結論，要求法庭宣告11名被告無罪。除了辯之以理，劉崇佑也非常擅長動之以情，他在總結時講到：“此次魯士毅等之心跡實為全國所共諒，確有政潮黑暗危及教育，今日某派思攫取校長，明日某黨擬并吞學校，使青年學子讀書且不能安心，苦心孤詣維持學校，至于今日還要告他們犯罪，至令坐廢光陰，陷于囹圄，他們青年學子真不幸而為中華民國之學生了。”他的這番話深深地打動了在場的聽眾，據《晨報》8月22日登出的《北大學生案公判旁聽記》載，此言一出，“滿堂欷歔，為之淚下，被告學生中(魯士毅一派)有一人泣不可抑，法庭竟變成悲劇之舞臺，即記者亦為之嗚咽不已。”當年僅17歲的劉仁靜在最后陳述時說道：“我到今天還不知道是為什么事收押我？”劉崇佑更從旁“時時請堂上注意，謂彼十余齡之小子，實在極可同情”，這也成為《晨報》記者“出旁聽席后所惻惻不忘者”。

　　8月26日，在法庭作出宣判之前，劉崇佑又宣讀了長達5000余字的辯護理由書。他再次對控方提出的5條證據進行了推理嚴密的駁斥，并重點提請法庭注意：許有益等5名告訴人在警廳、地方檢察廳、審判廳的訊問中屢屢變更指控人員和人數，多有自相矛盾、不實之處，難以憑信；法庭對魯士毅等人的共犯認定不成立，甚至出現了劉仁靜本不在告訴人的指控名單中也被列入審判單。進而直指本案的駭人和惡劣：“既無共犯，又無各各犯罪確切之主名，而乃茍且羅織為此一網打盡之罪案，而興此巨獄，事之可駭，孰過于是！”之后，劉崇佑懇請法庭慎重考慮：“國家設刑本意在于排除惡性，并非用為教育補助之資，莘莘學子，學校培植有年，縱使氣質未盡精醇，而青年蹈厲發皇之概，與夫純凈真摯之心，政府果有以善處之，使其身心安然沉浸于學術之淵，進其智能，以資世用，豈非甚善。”并表達自己的困惑：“此次事件之所由生，辯護人不便明指禍源，而動之自外，則為舉國之所共見。假如該生舉動即有過激，猶將哀其遇而諒其心，善平其怨憤之情，使之漸次安意就學。況乎尋常開會，尋常辯論，爭執未出一堂，舉動并無逾軌，何以乃蒙嚴令若遇盜犯，盛暑羈押，已越兼旬，而逮捕且及于十余齡之童子，辯護人竊為大惑也。”

　　辯護書的結尾，劉崇佑強烈表達了對法庭公正判決的期待。這份字跡工整秀麗的辯護理由書如今完整地保存在審判卷宗中，見證著劉崇佑的卓越辯才和出眾的文采。

　　大律師劉崇佑的精彩辯護，體現了正義和民氣，為11名被告學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也大大削減了法庭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