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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超之死

　　一個普通女生之死，何以“小題大做”，進而演變成學界的公共事件？

　　本刊記者/李楊 ☆傅藝明

　　1919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點，胡適終于開始動筆寫作《李超傳》。

　　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3個月前病逝于法國醫院。

　　女學生體弱死于肺病，不是什么罕見的事情。稀罕的是，這樁普通的死亡事件竟然演變成了公共事件，全國知曉。

　　李超其人

　　女生死后不久，胡適收到一包李超生前的書信，是朋友為她清理遺物時發現的。這些信稿已被李超的朋友分類編輯過，他們希望北大教授胡適對這位女學生的不幸辭世寫點什么，以便在追悼會上宣讀分發。

　　讀了李超的書信，胡適產生了為這個女子作傳的想法。從11月12日起，他幾次三番將“作《李超傳》”的計劃寫在自己的日程表上，但動筆卻一拖再拖，直到追悼會前5天，終于一氣呵成。

　　李超是廣西梧州金紫莊人，父母雙亡，姊妹3個。父有一妾，李超是跟隨她長大的。李家是一個大家，家產不菲，但女兒均無繼承權，所以過繼了一個侄兒，繼承香火。

　　李超到20歲時，在家中的處境開始艱難起來。因為過繼的嗣兄才是家產的真正繼承人，才有權支配家產。李超的兩個姐姐都已出嫁，嗣兄也已結婚，為了早日盡享家產，嗣兄最怕李超讀書不嫁，還要靠家產生活。

　　也正應了他們的擔心，這個倔強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要用家中銀錢供自己讀書求學。于是，李超成了哥嫂的眼中釘。

　　其時，李超的教育程度已不算低。她幼年隨做官的胞叔識字，10歲后接受家塾教育，學習經史，民國初年就讀于梧州女子師范，畢業后于1915年和同伴組織了一個女子國文專修館，1年后解散。

　　家庭生活的煩悶，使李超產生了去外地求學的想法。1918年6月，李超只身來到北京，9月入女高師旁聽，后改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被校醫院確診為肺病，先入首善醫院調養，瀕危時轉入法國醫院，于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胡適為可憐女子作傳

　　李超死時二十三四歲。據李超同鄉的記述，在北京的短短一年間，特別是從生病到去世期間，李超“時露抑郁”，同學同鄉都“莫知其故”。胡適認為，李超病由心生，“她本來體質不強，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至于“抑郁”的原因，胡適給出的解釋是：學費。

　　胡適認為，“舊家庭的黑暗，歷歷都可想見”，李超外出求學的重要動機，是避免高壓的婚姻。但在胡適看來，李超的問題，首先是家庭財產繼承制度導致的經濟問題，家中有錢卻無法支配，使她一直在殫精竭慮地四處借款。所以胡適說，李超的根本問題，就是女子不能算為后嗣的大問題。

　　《李超傳》主要是圍繞李超家庭成員之間的經濟利益組織材料。嗣兄百般阻撓李超離家，在信中以鄉間慣例、鄉黨非議等理由威嚇，被胡適稱為“高壓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絕妙口供”，背后的用心卻是財產的考慮。李超病死后，喪事由同鄉料理，棺材一直停在北京一座破廟里不知如何處置，而其兄來信卻說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更加揭示了經濟利益視野下家庭成員的殘忍面目。

　　胡適替這個“可憐女子作傳，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里一篇長傳”。胡適為什么要下這么大工夫，為這個素不相識的女子作傳呢？胡適自己的解釋是，“因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