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這時，“勞工神圣”的思潮已經悄然潛入，并被1918年蔡元培的一個演講充分地激發出來。

　　1918年11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公報傳出的第5天，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天安門外專門為慶祝協約國勝利搭建的演講場地上，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演講的內容不足300字，但因其顯赫的地位和影響力，已足以產生類似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傳播效應。他以演講慣用的排比句，讓整個演講聽起來氣勢磅礴。

　　這篇演講的一個背景是，中國雖被列入戰勝國之列，但實際的貢獻只有在法國參戰的15萬勞工。在舉國對戰勝國的稱謂寄予厚望的情況下，勞工的價值被賦予了“民族救星”的擴張定義。

　　當時國人對協約國戰勝的欣喜，梁啟超曾用“普天同慶”來形容。陳獨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對“同慶”的場面有過這樣的描述：“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游人擁擠不堪。”教育部下達號令：11月14日全國高校放假一天。北京大學則在此基礎上再加兩天，老師和學生都上街“提燈游行”，同時在天安門廣場輪流演講。“每人限講5分鐘”。時值北風凜冽，在聲嘶力竭下，講員的喉嚨“不到5分鐘已發啞聲”。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志田撰文表示，在美國時任總統威爾遜“十四條”的感召下，國人似乎期望將過去幾十年所受之屈辱，借助這一次戰勝一舉解決。

　　為解決軍人和勞工的善后問題而發起的募捐也在進行。歐戰協濟會中國委員會會長顧林在《勸捐緣起》中說：“(中國)對于歐戰，迄未能大有為力之處”，而此等捐助與派兵派工人等相類，“均足使外邦視中國民族，同起敬愛之心，”因而應“倍加盡力”。

　　但蔡元培所說之“勞工”，已將其含義擴大。他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智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教員、著作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

　　對勞工的這一擴張性解釋，雖有將勞工與不勞而獲者對立起來的意思，卻并沒有太多改變勞工在人們頭腦中的固有含義。此后與勞工有關的大多作品，還是將目光瞄準下層的工人。只是他們的形象較之以前被俯視的地位，已經大為改觀了：在同情之外，已經多了些歌頌的意味。

　　基于上面的理由，雖然這一時期對勞工的關注漸有擴大之趨勢，比如周作人有《兩個掃雪的人》、劉半農有《鐵匠》等作品問世，但知識分子目力所及的勞工代表，仍非人力車夫莫屬。

　　上文提到的魯迅的《一件小事》，堪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有論者認為，如果僅從自省的角度分析，車夫攙扶老婦這一尋常行為讓作者陡生高大的感覺，不僅略顯突兀，也過于矯情。但如果把它放到“勞工神圣”的大背景下，再考慮魯迅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身份，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但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嚴昌洪認為，知識分子參照勞工反觀自己，仍是這一時期作品的一個共性，但還是離不開“勞工神圣”這一大的背景。

　　三

　　對協約國戰勝的歡欣鼓舞，并沒有在巴黎和會上換來對中國外交權益的保護。當在巴黎和會上受辱的消息傳回國內后，從停戰公報傳出之日起持續半年的民族熱望，最終演變成極度的失望。這種情緒和過去幾年迅速滲透的新文化精神發酵，醞釀出了“五四運動”這一壇綿延百年而余味猶存的烈酒。

　　對勞工群體的關注，也由此進入一個與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相連的階段。

　　“五四”向革命轉舵的一個背景，是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的“背叛”，基本上結束了美國此前在華前所未有的美好時光，而“革命的新貴”蘇俄則展現出不容人不接近的吸引力。北京大學教授羅志田在其《“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士人心態與政治》一文中說：“美國的背叛凸顯了‘公理戰勝’的虛幻；日本基本已成潛在的敵人；英國在退縮；法國時常獨立。而新俄所奉行的‘主義’本來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現出對西方文明的否定，這樣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國思想界的民族主義情緒，遂出現‘從威爾遜到列寧’的轉變。”

　　1919年12月1日，陳獨秀在《晨報》發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文中，他指出勞動界有三件特別痛苦的事，其中兩件與人力車夫有關，一是“滿街灰塵和不潔的飯水，簡直是車夫苦力的催命符”；二是“十一二歲小孩子、五六十歲老頭子，也靠拉車糊口”。他雖然在文中說，“并不是要想大家像歐美勞動界那樣有力量的運動，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處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這種境遇的覺悟”。但他已對這一群體的組織工作有了初步的規劃：“北京的車夫有兩三萬人，是要在車行車廠之外另行組織。”

　　到了1920年，革命的氣氛已經熱火朝天。在1920年12月1日發行的《新青年》上，刊登了一篇柯慶施的《勞動專政》，提出“國家政府法律不必廢除”，只需“由勞動者執政權”即可。一個月后的《新青年》，又刊登了一篇H.M.的《勞工神圣頌》。文中將勞工比作“神”，“他(指勞工)與神靈一樣，在地面上走動，為人類祝福，不貪、不吝、忍耐、克己、勤勉、勇敢，為人制造面包。他與神是一樣的寬容”。與之前的文章不同，這篇文章喊出了“萬物的所有權，屬于勞動者”的宣言，甚至“資本家的頭，資本家的命，資本家的戀愛，都是徒在空屋子里的那些命賤的勞動者生產出來的”，“勞動者對于那個頭、那條命，那樣的戀愛，都可以主張所有權的。”

　　北大教授錢理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此時對勞工的關注，已經有些“民粹主義”的味道。

　　對人力車夫的革命宣傳驟然增加。《新聞報》1919年6月3日的一篇報道，描述了人力車夫搶閱由北京學生聯合會創辦的《五七日刊》的場景：“車夫工人爭相傳誦，甚至銷罄之后，尚紛索不止”。1919年7月3日出版的《時報》，也對漢口人力車夫爭購《學生日刊》的場景有類似的描述：“忽有苦力多人，爭相購取。其中有不識字者，遂央人講解，彼等俯首靜聽，有聞之淚下者，有長吁短嘆者，又有聽畢不忍去者。”

　　與理論宣傳同步推進的，還有一些貼身的動員。毛澤東在長沙開辦人力車夫夜校，他先在黑板上寫一個“工”字，再在旁邊寫一個“人”字，再把“人”與“工”合起來構成一個“天”字。他告訴人力車夫，工人如果團結起來，就能頂天立地。

　　對人力車夫的關注也開始越過文學作品的范疇，向社會學領域擴展。李冰心、朱天一的《人力車問題》、疑始的《人力車夫生命問題》、周海之的《我對于改良人力車的意見》紛紛發表，并最終引發了社會學屆對人力車夫的大規模調查，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景漢在1924年所做的《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

　　但在對人力車夫的動員上，早期的中共似乎遇到了“雷聲大、雨點小”的困境。這些“購報踴躍”的人力車夫一旦論起罷工來，卻又顯得瞻前顧后。武漢工程大學法商學院副教授劉秋陽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及的一個故事，頗能說明問題：當時一個學生領袖，在人力車夫間動員罷工，被警察獲悉，一些人力車被沒收。后來，有些人力車夫竟然找上學校，要這位學生領袖做出賠償。

　　毛澤東在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就指出，人力車夫“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產上的重要”。武漢工程大學法商學院副教授劉秋陽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分析，這主要是與人力車夫文化程度偏低、生活長期自由散漫有關。中共成立初期將“成立產業工會”確定為其基本任務之一，在劉秋陽看來，這一方面是因為產業工人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突出，另一方面，也與以人力車夫為代表的苦力工人群體在此次運動中表現不佳有關。 ★

　　(本文參考了《新青年》第四、五、六、七、八卷，《晨報》1918年12月—1919年12月，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士人心態與政治》，葉曙明《重返五四現場》，劉秋陽《人力車夫與五四運動》與《中共領袖與人力車夫》，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