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的秋天，我和顧頡剛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號里，徐彥之君是我們的近鄰。我們幾個人每天必要閑談的。

　　有時說到北京大學的將來，我們抱很多的希望，覺得學生應該辦幾種雜志。因為學生必須有自動的生活，辦有組織的事件，然后所學所想不至枉費了。而且雜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學業有補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動生活。再就我們自己的脾氣上著想，我們將來的生活，總離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們曷不在當學生的時候，練習一回呢。所以我們當時頗以這事做談話的資料。頡剛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羅志希君，常加入我們這閑談。不過當時僅僅是一種希望的意思，覺得赤手空拳，何從做起，簡直和戲論差不多。中國的讀書人有一種“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習慣，這個希望也是我們群居的一種消遣品。

　　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談起這層事。子俊說：“何如竟自嘗試一回呢？不成功也沒甚么不可以。”于是乎作了個預算。最難的是經濟方面，社員分配擔任外，不夠還多；至于文稿，或者不至于很拮掘。我們想，我們都是北大的學生，學校或者可以幫我們成功。子俊就和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陳先生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愿，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擔負。”這是我們初料所不及的，就約集同人，商量組織法了。最先和羅志希、康白情兩位研究辦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學加入，對這事都很有興味。胡適之先生做我們的顧問，我們很受他些指導。十月十三日，開第一次預備會，決定我們要辦甚么樣的雜志，不使他雜亂無章，不使他有課藝性質，定他的原素是：

　　(1)批評的精神；

　　(2)科學的主義；

　　(3)革新的文詞。

　　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時志希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兩個名詞恰好可以互譯。十一月十九，開第二次會，把職員舉妥，著手預備稿件。李守常先生把圖書館的一個房間拔給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幫助我們把印刷發行等事布置妥協。本年一月一日第一號出世了。

　　從一月一日到五月四日，幾個月里，我們經過了許多次困難，較大的有三層。第一層是經濟方面的波折。……

　　第二層是發生了許多反動，有幾家報紙天天罵我們，幾幾乎象他們的職業。甚而至于我們學校的某某幾個教員休息室里，也從此多事。我們不免有些受氣負苦的地方，甚而拊若干敵，結許多怨。前兩月志希和我的被誣，也未嘗不以此為根源。

　　第三層是惹出了一個大波浪。有位“文通先生”慣和北大過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著兩本《新潮》，幾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個人看，加了許多“非圣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的評語，慫恿這位地位最高的來處治北大和我們。這位地位最高的交給教育總長傅沅叔斟酌辦理。接著就是所謂新參議院的張某要提查辦蔡校長，彈劾傅總長的議案。接著就是林四娘運動他的偉丈夫。接著就是老頭們(口羅)唣當局，當局(口羅)唣蔡先生。接著就是謠言大起。校內校外，各地報紙上，甚至遼遠若廣州、若成都也成了報界批評的問題。誰曉得他們只會暗地里投入幾個石子，罵上幾聲，(口羅)唣幾回，再不來了。……釀成這段事故，雖由于《新青年》的記者，我們不過占一小小部分，但是我們既也投入這個漩渦，不由得使我們氣壯十倍，覺著此后的希望，隨著艱難的無窮而無窮。

　　……我想，我們表現出的有三種長處，同時和這三種長處相伴有三種對待的短處。第一，我們敢自信有點勇猛的精神。冒冒然就出版，毅然決然的定了這樣一個宗旨，不曾絲毫猶疑。諸位當知道，在我們籌備第一號出版的時候，只有有五卷壽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評論》，是我們的同道。此外若《國民公報》常有和我們的思想同流的文章。我們這一類的思想、文詞、態度，很受一般社會的嘲笑怒罵，--自然也有很歡迎我們的，--我們卻是把方針定準了，守住了。到了現在，雖然不過八個月，社會的空氣卻是大改了，有十幾家同志。回想八個月前，另是一幅面目，我們所受社會的待遇，自然和現在不同。至于我們的議論，總是有甚么說甚么，不懂得甚么叫客氣，甚么顧忌--總而言之，甚么叫不可說。要說就說，說還要說盡。第二，我們是由于覺悟而結合的。……所以我敢大膽著說，新潮社是最純潔的結合。因為感情基于知識，同道由于覺悟，既不以私交為第一層，更沒有相共同的個身利害關系。第三層，我們很有些孩子氣。……我們既是一群孩子，所以彼此相待，也和孩子的喜怒哀樂差不多。至于對于殊樣社會的態度，用個不好的典故便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用個好典故，便是“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至于我們的短處，據我看來，恰恰和這三項在一起，我們有點勇猛的精神，同時也有個武斷的毛病。……我們的結合是純知識的，所以我們的結合算是極自由的，所以我們所發的言論是極自由，因而極不一致的。雖有統一的精神而無一體的主張。我們看別人的雜志很雜，焉知后人看我們的雜志不說很雜呢？我們有孩子氣，……要說便說，要止便止，雖則是自然些，有時也太覺隨便。況且我們是學生，時間有限，所以經營不專，因而不深。

　　……

　　自從五四運動以后，我們的雜志停頓了。因為北京大學幾個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諸君多在學校里服務，也有往上海的，就無暇及此了。現在大學恢復舊狀，我們社員又集在一起，把幾個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這筆桿下的苦斗。從今以后，我們得個新生命。五四運動過后，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發作，社會上對于北大的空氣大改換。以后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地方，自然造成一種新生命。況且，現在同學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新青年》記者諸位先生答應給我們投稿，更是可以歡喜的。同社畢業的有幾位在京，有幾位在外，加上一番社會上的實地考練，再作出的文章，當然更要成熟些。楊振聲君往美國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國去。雖有在外的，在內的，然而精神上一氣。所以，第二號第一期，不是泛泛的一回換卷數，是我們的一個新擴張。

　　近兩年里，為著昏亂政治的反響，種下了一個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現在仿佛象前清末年，革命運動立憲運動的時代一個樣，蘊釀些時，中國或又有一種的平民運動。所以我們雖當現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兩政府之下，我們的希望并不減殺。不過就最近兩三個月內的情形而論，我們又生一種憂慮。這憂慮或者是一種過慮，但是如果人人有這過慮，或者于事業的將來上有益些。我覺得期刊的出現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照現在中國社會的麻木、無知覺而論，固然應該有許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將來無益有損。精深細密的刊物尤其要緊。就現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細研究一個問題，而按部就班的解決他，不落在隨便發議論的一種毛病里，只有一個《建設》。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藝思想，人道主義，精切勇猛的發表出來，只有一個《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評論》、《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和短命的《每周評論》、《湘江評論》算最有價值。然而第一流的雖有多種，我總覺著為應現時所要求，為謀方來的擴展，還嫌實力薄些。……我不愿《新潮》在現在錚錚有聲，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我們的知識越進，人數越多，而《新潮》的頁數越減，才見我們的真實改善。

　　至于新潮社的結合，是個學會的芻形。這學會是個讀書會，將來進步，有設備了，可以合伙研究幾件事務。最后的目的，是宣傳一種主義。到這一層，算止境了。我們決不使他成偌大的一個結合，去處治社會上的一切事件。發布些小冊子，編輯一種人事學科的叢書，一種思想潮流的叢書，一種文藝叢書，和其他刊物，是我們的事業。此外，也沒有我們的事業。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更要糟糕的。兩千年專制的結果，把國民的責任心幾乎消磨凈了。所以中國人單獨的行動什九卑鄙齷齪，團體的行動什九過度逾量。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無論對于甚么都不負責任。……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對于政治關心，有時不免是極無效果，極笨的事。我們同社中有這見解的人很多。我雖心量偏狹，不過尚不至于對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惡痛絕！然而，以一個人的脾胃和見解的緣故，不特自己要以教書匠終其身，就是看見別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動的，也屢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樣心思的正多。常有一種極純潔的結合，而一轉再轉便成政黨的小體。如此一般人的結合，自然沒有一轉再轉的危險。那么，我們是“專心致志”辦“終身以之”的讀書會了。

　　……

　　《新潮》的將來大約也是宣傳文藝思想，人道主義的，不是個專研究現日中國社會問題的；也是各人發揮各人的主張的，不是有一致的主義壁壘整嚴的。這可就我們同社的情性、品質、知識、興趣上斷出。我覺得我們同社很多個性主義和智慧主義的人。這樣性情，自然也不免有很大的流弊。但是我總相信天地間沒有一件好物事沒有壞效果的，沒有一件壞物事沒有好效果的。憑我們性情的自然，切實發揮去就是了。

　　我不久要往英國去了。我在《新潮》雜志里多半年，跟著三十幾位最敢決、最透徹、最可敬愛、最有希望的同學，辦些事件，滿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英國以后，新潮社日日發展。我的身子雖然在外國，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為我覺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際會是在北大的幾年，最可愛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運動。我對于讀者諸君所要求的，是給我們個嚴格的批評。我希望同社諸君的是：(1)切實的求學；(2)畢業后再到國外讀書去；(3)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中國越混沌，我們越要有力學的耐心。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

　　(摘自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1919年9月，見《新潮》二卷一號。)

　　……要知道陳獨秀對于革命的貢獻，《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證據。

　　《新青年》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看，一是自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時至一九一七年夏，這時候是他獨力編著的。二是自一九一七年夏至一九二○年年初，這是他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幾個同志，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共辦的。不過他在這個刊物中的貢獻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時期以外，永是這個刊物的編輯。三是自民國十年年初算起，這個刊物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正式宣傳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適之先生等便和這個刊物脫離了關系。現在從《新青年》中看陳君之貢獻與變遷是很明了的。

　　獨秀是在反袁的立場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實際的皆然。……

　　袁氏(按指袁世凱)之死，雖不曾將這三個社會(按指官僚、學究、方土)帶了去，而反應之下，卻給反對這三種社會的分子一個陽春。《新春年》便應運而生于民國四年之秋。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并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給之體力智力為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為工具，以刷洗這幾千年的瑕穢之青年身上。獨秀把這個意思透辟的扼要的寫在他的《新青年》發刊詞中，……

　　文學改良之論創于胡適之先生，他在這個運動中第一篇文字是《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二卷五號)。他在這篇文章中標舉入手法八件，……照這個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話之一路。他在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這個意思，而未曾作絕對的主張。獨秀接著在次一號中(二卷六號)發表了一篇響應的文章，叫做《文學革命論》，……

　　這個講臺不僅注意在新文學之寄托物，白話，且高標新文學應有之風氣。而說出新文學應有之風氣是和中國政治與社會之改革不可分離的，這真是一個最積極的新文學主義，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及革命史上一個不磨的文件！以后文學改革的趨勢多集中在白話問題。誠然，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問題。然而，白話終不過是個寄托物。……獨秀開頭便看得透辟，以為文學革命之憑借，第一是用白話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歐洲新文藝之真實以代中國傳統文學之虛偽。所以，當年文學改革運動不僅是個形式主義，且是一個質料問題。

　　獨秀當年最受人攻擊者，是他的倫理改革論，在南在北都受了無數的攻擊、誹謗及誣蔑。我覺得獨秀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正在這里。因為新的政治決不能建設在舊的倫理之上。支持封建時代社會組織之道德，決不適用于民權時代，愛宗親過于愛國者，決不是現代的國民。而復辟與拜孔，家族主義與專制政治之相為因果，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獨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頭蛇尾的，所以才有這樣探本的主張。

　　獨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全沒有具體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漸注重社會問題，到第七卷的下半，便顯然看出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了。自國民黨清共以來的立場論，共產黨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組以后，國民黨自身對于民眾運動之注意，特別在勞工運動上，不在共產黨之下。則獨秀當年之創此路徑，只可看做前驅，不得視為反動。

　　凡以上三事--文學革命，倫理革命，社會主義--是民國五年至十一、十二年中最大的動蕩力。沒有這個動蕩力，青年的趨向不改變，則國民黨之改組與國民革命軍運動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這個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為陳獨秀現在縲紲之中而抹殺之！

　　(摘自傅斯年：《陳獨秀案》1932年10月，載《獨立評論》第2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