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云煙漫卷：“五四”精神如何照亮今日青年

　　- 半月談記者 許小丹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90年歲月悠長，當年降生的嬰孩如今若健在也已是耄耋老人，但五四精神從不曾老去，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加鮮活，甚至更加難以定論。五四運動對于當代中國仍然有著強烈影響，從近年來不斷高亢的各種爭議之聲就可見一斑：有人將其供于神壇，奉為先驅、傳統；有人將其推上審判席，斥之為文化斷裂根源。無論如何，對于當代中國學術界、政界以及社會、個人而言，五四運動仍是一個值得深入發掘的精神文化庫。對于當代中國青年而言，也仍然需要對五四精神的兩翼——科學與民主深入反思，加以繼承和發揚。

　　紀念五四：從一元走向多元

　　正如五四精神在不同時期曾經歷過多輪闡釋、呈現出多棱光芒，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對五四的紀念不再僅僅圍繞“群眾性愛國主義教育”展開，在“愛國、進步”的主旋律中，社會各界正以多元的視角和方式，匯成紀念五四的多聲部交響曲。

　　關于五四的群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是主流。今年4月5日，在1919年《巴黎和約》簽署地巴黎凡爾賽宮，全法學者學生聯合會、歐洲時報等共同啟動了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法國華人青年演講大賽。中國駐法使館教育處朱小玉公參指出，90年前在這里簽署了不平等的《巴黎和約》，讓當時的中國青年深感“弱國無外交”的切膚之痛，從而引發了著名的五四青年愛國運動。——如何繼承五四愛國精神，在華人青年學子心中，引發出無限的思考。

　　文藝界為紀念五四運動相繼演出歌劇《青春之歌》、話劇《我的西南聯大》；出版界以《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等種種文本、豐富史料從不同角度對五四及那一時期展開回望，表明我們的文化正自覺地對五四進行新一輪翻檢：我們是否真正理解五四的精神魅力和復雜性？我們如何擺脫對五四符號化的認知？《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一書主編、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指出，人們對五四的真實面貌以及歷史場景，知道得越來越少，我們只記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認識五四，擺脫長期以來意識形態留下的烙印，必須回到五四運動發生時的眾聲喧嘩的時代，在那個歷史場景中重新體認五四精神的巨大價值。

　　人文思想界在一次次講座、討論中爭鳴，既是與五四先賢進行超越時空的對話，更是對今人靈魂的撞擊。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國為何處處不及“賽先生”？為何科學、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無意地遺忘？3月7日，在何香凝美術館“人文之聲”講座上，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富仁用歷史反觀現實，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口號不僅有從國家要求層面上的“科學”和“民主”，還有屬于老百姓訴求的“自由”與“平等”，這四個關鍵詞成為現代中國的發展方向。五四新文化運動僅僅用民主和科學無法完全概括其意義。民主與科學的人文思想基礎正是平等和自由。平等自由是人民群眾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們就可以承擔困難，來追求我們的幸福。只有堅持了人的自由平等，才有正當的法制，社會才會趨向民主，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才能更加科學。

　　感恩五四：中國公民社會崛起

　　正是繼承了五四精神

　　“現在是有青年無‘五四’！”談起五四運動90周年，供職于京城一家媒體的青年人小周語出驚人。“現在的青年人追求的是物質的富裕、現世的安穩，根本懶得去了解五四精神。”這樣的悲觀論調也許過于偏激，但它流露出的是一種普遍的擔憂：我們是否還有“五四青年”？今日國民、特別是今日青年是否具有啟蒙精神，是否具有公民意識？

　　事實上，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轉型，中國公民社會正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迅速崛起，這樣的進步與五四精神的繼承不無關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撰文指出：“在十多年前的中國，‘公民社會’還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即使在學術界，多數人不僅對公民社會的概念相當模糊，而且對公民社會持懷疑的態度。如今，公民社會已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熱門議題。”今年1月，俞可平、高丙中、袁瑞軍等20余位著名學者歷時3年完成的首冊《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出版，此書被學術界稱為“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標志性成果”，書中囊括了《政府轉型對民間組織管理體制的影響》《中國式的社團革命》《中國公民社會指數》《中國志愿者服務的發展、問題及其走向》《我國網絡媒介事件中公民性的體現與意義》等重要學術成果。不難看出，在中國的民間組織、志愿者、網民等社會群體中，具備啟蒙精神、公民意識的今日“五四青年”不但沒有消亡，而且越來越多。

　　發展五四：用獨立思考的

　　理性精神迎向未來

　　五四對國人來說，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特別是在面臨新一輪社會轉型的當下。

　　4月10日，“五四的精神遺產”座談會在北京郭沫若紀念館舉行。會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長莉提出，五四運動要解決的是文化重建，即建立新文化，以此來取代以往的與舊的社會制度、舊的社會結構、舊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社會文化。“對比現在另一輪社會轉型以及文化重建，雖然處在不同的階段上，但是從一定意義上看它們是有相似性的。”李長莉說。

　　在社會轉型時，國人不僅需要一種迎向未來的勇氣，更需要認知體系的更新。正如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在《學習時報》撰文指出的，五四先驅提出要以現代“科學”作為新的認知體系，他們所主張、表現出的“科學”精神是一種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這種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是社會發展、演進的重要前提，在當前社會轉型期仍然十分重要。作為今日之青年，唯有秉承五四時代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才能推動我們的國家實現順利轉型。

　　“歷史不是已成為化石的過去，更不只是時間長河中一段被截取的孤立場景：歷史是祖先的腳印，是一艘擺渡民族的巨輪，是一個民族曾經的精神符號的記憶。”正如全法學聯主席李正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法國華人青年演講大賽上所言，“1919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爆發于這一年的五四運動以及由其引發的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帶入了現代史。歷史是一段段螺旋上升以助民族抵達一個又一個高度的階梯。紀念五四運動及其引發的中國巨變90周年，就是利用這筆寶貴的資源和財富，鍛造我們走向未來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