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4年又考人本科中國哲學系，中間因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屢次休學，直到1920年才畢業。1919年5月4日，我正在家鄉養病，不在北京，因此沒有參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運動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學讀書，參加過新文化運動，因此，對那一時期北京大學的情況，多少了解一些。我的親身經歷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和指揮部，同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有密切關系。

　　我考入北大的時候，聽說教育部曾請嚴復來當校長，他怕事煩不干；繼請章士釗當校長，他又因自己年輕，怕對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來請了浙江的數學家何燏時來當校長，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風潮趕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學長(相當于后來的工學院院長)胡仁源代理校長，沙灘的紅樓就是由他計劃建造起來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聘請蔡元培先生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滿心想把法、德兩國的大學學風移到中國來。他辦校最大的一個愿望就是學術自由、百家爭鳴。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本質并無什么變化，封建主義仍然占統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容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韻學、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的黃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樹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5000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里簡直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后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后大家鉆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么鉆營費由10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里像個什么“最高學府”？我當時比較注意讀書，暇時看看京戲，就算是好學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發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蔡先生自己雖然在前清中過舉人、進士，點過翰林，但他后來到歐洲德、法兩國留學，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他一到任，就著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認為文科的任務是該用新思想代替舊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斷然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當文科學長(相當于文學院院長)，以后還陸續聘請了一批有真才實學和有新思想、希望改變舊社會的人來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記中曾經記敘當時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來長吾校，銳意圖新，將以農、工、商三科與原有的專科學校合并，大學本干，獨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灘，理科在景山東街，法科在北河沿，對于哲學門尤為注重。文科學長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雜志主編陳獨秀。”(2月)

　　其二：“先生之為人，誠實懇摯，無絲毫虛偽。……其言訥訥也，如不能出諸口；然至討論學理之時，則又滔滔不絕。”(8月)

　　蔡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么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鑒別和選擇。五四運動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經發生過一次有名的公開辯論，轟動了全國。林寫信給蔡，攻擊蔡主辦北京大學以來“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為文學”。蔡于1919年3月18日寫了一封公開信答復林琴南，闡明了自己的辦學方針：

　　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事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筆歟？

　　在蔡先生這種辦學方針指引下，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蔡先生主校以后，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都來到北大教書。李大釗、陳獨秀和他們一起，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與封建主義思想文化展開斗爭，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拓了前進的道路。

　　蔡元培為了貫徹自己的辦學方針，還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學校成立了各種學會(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國學會”，由李大釗、鄧中夏主持)、社團(如《新潮社》等)、研究會(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還有“靜坐會”等體育組織。蔡先生還親自主持成立了一個“進德會”，師生都可人會，條件是：不嫖、不賭、不娶妾。學校還開音樂會，辦體育運動會，允許成立學生自治會。總之，是要努力把學生的注意力引導到研究學問、研究大事上來，讓學生有正當的文體活動，有健康的、高尚的愛好和情操。因為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無論在教師還是學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產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國故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那以后，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了。

　　蔡先生當時聲望很高，但不輕視青年人。記得我當時作為一名學生，曾經向蔡提出：北大“中國哲學系”應改為“哲學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蔡先生不因人廢言，接受了我這個青年人的建議，后來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學系”，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另一個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歲，投考北大未被錄取，他在《東方雜志》發表了一篇講佛教哲學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認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請梁漱溟來北大任教，講印度哲學。

　　蔡先生當校長期間做的最駭人聽聞的事是開放女禁。那時有一個勇敢的女生王蘭(王昆侖的姐姐)向蔡先生請求入學，蔡就讓她到北大當了旁聽生。這件觸動了封建主義神經末梢的小事，當時轟動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時，就允許女生和男生一樣地應考了。

　　那時，由陳獨秀等主編的《新青年》辦得非常吸引人，暢銷全國，李大釗同志等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我們學生組織了“新潮社”，由“新潮社”辦了一個雜志，名叫《新潮》，與《新青年》相呼應。《新潮》的影響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內銷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頭，辦雜志要賠錢，我們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向蔡元培先生請求幫助，蔡就決定由教育經費撥款支持辦了這個刊物。我參加了《新潮》的發起和編輯工作。創刊時，主編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國留學，由羅家倫主編。第二年，羅出國，由我接編。我辦了三期，因為北洋軍閥政府不發學校經費，學校便不能再給補貼，經費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叢書》一時賣不出去，積壓了資金，才辦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參加過《新潮》編輯工作的還有孫伏園、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當時主管行政財務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叢書》擺在家門口的地攤上賣，大概賣了不少錢。后來他開了一家書店，取北京大學和《新潮》雜志的前一個字，叫“北新書店”。

　　北京大學的變化影響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師、女師、法政專門、俄文專修、高工、高農等，也仿效北大的樣子，成立了一些社團組織，有時還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動。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學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學生被捕，關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學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雖然在五四當天沒有參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學生一邊的。他曾經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動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五四運動得到廣大的工人、商人、學生的擁護，他們舉行罷工、罷市、罷課以示支持。北洋軍閥的頭頭們害怕弄得不可收拾，過幾天就把抓去的學生釋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當時的情況下能有這樣開明的態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1919年2月，他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勞工神圣》的講演(載《新潮》第一卷第二號)，這篇講演頗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錄于下：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得最后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么人？

　　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智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教員、著作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圣！我們不要羨慕那憑借遺產的紈褲兒，不要羨慕那領干修的咨議顧問，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識我們的價值！勞工神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氣，同學們也有勇氣，可是北洋軍閥的勢力也很大。5月4日學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陸軍次長徐樹錚就命令他的部隊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對準北大示威。在這樣嚴酷的壓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長的胡子，混上了火車，又到了歐洲，校務由他的秘書長蔣夢麟維持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