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五四”，如果新文化運動……

　　今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一系列紀念活動正在準備之中。如今，紀念也成了一場運動。當紀念也成了一場運動，我們就不得不審視紀念的價值。紀念不是為了神化，是為了看清當下這個時代。面對“五四”，我們這個時代必須保持必要的謙卑。

　　這幾天看了一些新舊材料，對“五四”終于有了一點模糊的印象，梳理了一下，都是五花八門的“如果”。在那一段風云際會里，往往有一些命運攸關的時刻，杰出人物站在歷史的十字街頭，他們看似偶然踏出的一步，往往深深淺淺地影響了歷史的進程。現在讓我們“游戲”一下歷史，玩一個腦筋急轉彎，把這種偶然性時刻放大，來假想一下歷史的風會向哪個方向吹吧。

　　如果蔡元培不請陳獨秀。蔡元培當北大校長之前，陳獨秀不過是一個秀才，也沒有留洋文憑，頂多是一支潛力股。但蔡元培就認準陳獨秀了。如果蔡元培不找陳獨秀，他的北大依然會兼容并蓄，但一定不會那么精彩紛呈；而陳獨秀如果不知遇于蔡元培，他肯定進不了北大，《新青年》未必能到北京，這新文化運動能不能成事，還真是成疑。

　　如果陳獨秀沒有狎妓。對于這個問題，胡適給了一個絕好的分析。當年陳獨秀狎妓流言被散播，蔡元培屈從內部壓力，取消其文科學長一職，陳獨秀憤而出走。16年后，胡適仍然無限欷歔，他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此夜之會……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

　　如果沒有火燒趙家樓。“五四”游行到了趙家樓，學生們跳墻到了曹汝霖家里，搜查曹汝霖不獲。兩個穿著長衫的學生，從身邊取出洋鐵扁壺，低聲說“放火”，霎時濃煙冒起。事情迅速惡化，警察不得不采取鎮壓行動，32名學生被抓，“五四”運動呈星火燎原之勢，影響迅速擴展到全國。如果沒有那兩個學生的點火，一次和平示威會有多大影響？也許誰也說不好。但群眾性暴力，不正是群眾運動的天然果實嗎？這一把革命之火，是肯定要點燃的吧？

　　如果不是北洋政府。火燒趙家樓之后，北洋政府警察開始抓人，后在群情激奮之下，教育部又苦勸被抓學生出獄，到拘留所向學生們低聲下氣道歉，學生們還是不出去。后來步軍統領衙門和警察所派人道歉，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學生出獄。這就是當時的北洋政府，體質虛弱，對社會缺乏控制力，對民主還有一點點畏懼。如果當時執政的不是北洋政府呢？“五四”運動還會有當時的盛況嗎？

　　如果沒有“五四”運動。胡適晚年對“五四”的看法有了大變化，他認為“五四”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就是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為一個政治運動了。我理解他深深的惋惜，一場轟轟烈烈的“五四”，把他與諸同仁開創的新文化運動，生生地打斷了，從此救亡壓倒了啟蒙。

　　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也許會持續更長的時間，啟蒙的時間越長，也許社會為變革就準備得越充分。而新文化運動播下的民主與科學的種子，至今沒有長成參天大樹，反而長期營養不良，間或還轉基因一下，這不能不讓人思之想之，嘆息再三。

　　(作者為新京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