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潮與“人的解放”

　　□李　瑗

　　“五四”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五四思潮洶涌澎湃，其最主要的價值取向是什么？我認為，是“個性解放”，或曰“人的解放”。我們通常所說的五四時期先進青年高舉的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實際上是人的解放的具體表現。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端為《青年雜志》的創辦。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鮮明地代表了陳獨秀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的政治主張。細一考量，陳獨秀提出的六大訴求，正是要沖破封建思想的羅網，走向人的解放。其中第一項訴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人格。他在盛贊近代歐洲的歷史為解放的歷史后寫道：“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讓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在這里，陳獨秀一再呼吁的是“自主自由之人格”，又稱“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這種人格之確立，就是要把人從封建專制的羈絆之中解放出來。而要鑄造獨立的人格，獲得人的解放，離不開科學精神。這里的科學精神，既有對科學知識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要尊重事實，尊重真理，而絕不屈從、盲從于迷信和權威。為此，陳獨秀在這篇文章的最后大聲疾呼要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顯然，陳獨秀呼喊的新“青年”，是一種從奴隸的、專制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尊重人權、尊重科學精神的新人！這就把人的解放的大旗高高地舉了起來。

　　也正因如此，當陳獨秀登高一呼，先進的中國青年立即響應者云集，人的解放的思想不脛而走。激蕩和充斥在這一時期的先進青年的思想中的，正是個性解放、人的解放這一基本價值取向。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從信仰孔孟的思想中解放出來，轉而追求個人價值和個性的解放。這一思想集中表現在1917年至1919年關于《倫理學原理》的批注中。他在批注中寫道：“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可也。”他還寫道：“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這里，毛澤東把尊重個人價值、實現自我提到了“人類目的”的高度。由此，他把是否尊重個人價值看成是衡量國家、社會、團體是否合理的標準，一切違背壓抑個性者皆在掃蕩之列。“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在《健學會成立及進行》一文中，再次提出“個性”問題。他說，“現代學術的發展，大半為個人的獨到所創獲。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他還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是“人類最可寶貴，最堪自樂的一點”。再次鮮明地表達了青年毛澤東追求思想自由和個性解放的主張。

　　五四時期的周恩來同樣舉起了個性解放的旗幟。1919年9月成立的覺悟社，是五四時期著名的進步青年團體。經全體社員討論，由周恩來執筆的《〈覺悟〉的宣言》是這樣表達他們的奮斗目標的：“本著反省，實行，持久，奮斗，活潑，愉快，犧牲，創造，批評，互助的精神，求適應于‘人’的生活。”一個大寫的“人”的生活，成了周恩來這些先進青年的熱烈追求。在周恩來起草的另一篇文章《覺悟》中，他又指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能夠‘覺悟’，一切生物不能夠‘覺悟’。”為什么人能夠覺悟？因為“人生最大的要素是靈性”。正是這種人性中的特質，使其能夠除舊布新，“解決人生的人格、地位、趨向，向進化方面求種種適應于‘人’的生活。”

　　正是從追求人的解放這種價值觀出發，政治上的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大地上應運而生。在當時，作為社會主義思潮的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尤其是無政府共產主義等等，一時間成了非常時髦的名詞。為什么要向往這些主義呢？是因為這里是一個人人勞動、相互幫助、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美妙和諧的社會。無政府共產主義強調不要國家，實際上是排斥任何強權，追求的恰恰是個性的自由和解放。毛澤東如此，周恩來如此，五四時期的青年領袖惲代英亦是如此。他在武漢組織的以互助為宗旨的利群書社，在青年學生中影響是很大的。1918年的時候，惲代英就說過：“我信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已經七年。”當然，當時的先進青年的思想狀況比較復雜，這里說的是一種基本的政治取向。

　　只是，這一時期的先進青年的思想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局限性。這就是，企圖在不觸動舊的統治制度之下，依靠人內心的覺悟等等去實現人的解放，只能是一種善良的愿望而已。在階級社會中，個人的解放離不開階級的解放。企圖在存在著嚴重的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之下，追求人的解放，只能是一種空想。因此，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在實踐中被打得粉碎。事實使這些先進分子認識到，要實現人人勞動、人人平等的和諧社會，必須首先拿起階級斗爭的武器，推翻舊的統治制度。因此，當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惲代英等無一例外地最后從馬克思主義中得到“階級斗爭”四字箴言，當一大批先進分子認識到階級戰爭偉大意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并從此走上推翻舊制度的革命之路，就是必然的了。

　　問題又在于，當我們高舉起階級解放大旗，取得了民主革命勝利，推翻了階級壓迫的制度以后，就為人的解放創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條件，就應該把人的解放問題重新提到歷史使命的日程上來，因為這是階級解放的目標和歸宿。但是我們恰恰在這一問題上犯了錯誤，仍然高舉階級斗爭大旗，忽視乃至粗暴地對待人的基本權利和利益。這些情況已無須多說。所幸的是，今天中國共產黨又重新舉起了人的解放的大旗，提出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觀。這是歷史的繼承，更是巨大的超越。因為我們今天是站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早已大大地超出了五四時期的先進分子。

　　(作者: 李　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