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學革命派幾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領導下從事國語統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動文學革命，在于其“強南以就北”的國語統一計劃與其“強南以就北”的國家統一計劃構成語言政治學上的深刻關聯。

　　事后證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敗是文化政治學上的一個象征事件，深深影響了此后關于這一時期的歷史寫作。此時若把自己說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從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說成反段派，就可一躍而為民主大英雄。因此，當胡適1922年2月為大局已定的文學革命撰史時，他對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談，而將“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當成文學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與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間劃出一道政治明暗線。

　　胡適確提到了教育部，卻將其處理成一個與段派勢力毫無瓜葛的機構；另外，他不顧林紓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對段祺瑞極度反感，將他推向政府懷抱，組成反文學革命同盟，以這種方式，他繪出一幅“政治正確”的文學革命地圖——其最大漏洞是，若無政府之力(整合全國教育體系、設立專門機構、發布命令、強制執行等)，僅靠幾個教授“為數不過數年的提倡，這個被鄙視了一千年的‘俗話’”何以“一躍而升格成為‘國語’”？

　　用九十年回憶某一天，它就勢必膨脹為一個龐大的歷史想象體，聳立于現代入口處，以驗證我們的現代身份——這種追求歷史斷裂的心理需要，創造了一個斷裂。斷裂的確發生了，但不是在1919年的5月4日，而在層累造成的歷史寫作中，在意義的不斷添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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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與列強打交道并諳合縱連橫術的李鴻章深知，弱國若想在列強環伺時盡量減少損失，就須巧妙利用列強間矛盾、其國際法及其標榜“公正”的政治虛榮，使之相互牽制，以便自己贏得時間增強國力。此時，一國之民的團結、努力和忍耐最為重要。

　　外交是各國利益博弈場，外交決策需深遠的國際戰略眼光及眾多專門知識，非見識淺陋的普通國民所能窺其大略，因此，它對國民只能告以能夠相告之事，以免外交決策受制于國民一時感情的沖動。

　　民國肇始，新登場的外交家多缺乏實際外交經驗，且共和制下，外交成了各懷動機之人均可在報刊上隨意發表見解以影響輿論的公眾之事。這本可訓練國民外交智慧，但與前清政出一門不同，民國政出多門。黨爭、南北分裂及地方不服從中央，使外交問題變成國內相互沖突的政治勢力用來打擊政治對手的材料，同時使相互沖突的外國勢力得以利用中國內部的派系之爭。國內國際政治如亂麻糾結在一起，國內沖突被國際化，國際沖突被國內化，而承擔外交之責的執政勢力就成為不必負其責的在野勢力口誅筆伐的目標。

　　且列強間勉強維持的制衡，隨1914年歐戰爆發及英法德一時無暇東顧而向專注于在亞洲擴張的日本、1917年從歐戰抽身而出的俄國及遲至1917年才對德宣戰的美國偏斜。日本侵占德控青島，俄國向外蒙滲透，美國則力圖限制日俄以便主導對華控制權。它們分別在中國的政治-軍事派系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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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總理是對德主戰派，又是武力統一派。雖為皖系頭目，皖系將領卻不聽其調遣，幾無可用之兵。如能對德宣戰，他就能獲得正當名義和協約國借款，建立一支名曰“參戰軍”的聽從自己號令的軍隊，以圖武力統一全國。自然，其提案遭南方軍-政勢力、北洋其他派系及地方割據勢力強烈反對，因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的段派還操控一支軍隊，別系別派就可能失去立足之本。1917年后的政治格局漸呈朝野各種勢力聯合倒段的態勢。

　　段政府1916年6月上臺，不久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蔡本反對參戰，但到京后態度迅速轉向段氏。受蔡之聘并獲政府任命的文科學長陳獨秀也隨即在《新青年》上聲援段，謂其以國家利益為重，“在舊勢力人物中，尚屬最廉正者”，并譏諷反北京政府的孫中山及因復辟被段趕走的康有為，“失意之偉人，無論其事于人類之公理正義如何，于國家之利害關系如何，凡出諸其敵黨段祺瑞、梁啟超所主張者，莫不深文以反對之，雖犧牲其向日之主張進取，主張正義，不畏強權之精神，亦所不惜；雖與國蠹張勛、倪嗣沖、王占元、張懷芝同一步調，亦所不羞。某有力家遂利此以為攘奪政權之機會，虎踞南服，輿論因以從之”。他痛貶德國，忘了自己不久前對“德意志人以鮮血造成今日之榮譽”極表敬佩。

　　由于美日法俄敦促，北京政府遂于1917年8月宣告對德宣戰。參戰軍組建了，交由徐樹錚統領。但中國最終沒派出參戰軍，只派了十幾萬民工前往歐洲當苦力。由于歐戰很快結束，參戰軍更名邊防軍，在國內反段勢力和國外反俄勢力雙重壓力下，調往西北“鞏固邊防”，而徐樹錚則變成經略西北及蒙疆的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更強大的直奉兩系軍隊反倒源源不斷向北京方向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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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同時鼓動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與對德宣戰。政府雖對新文化的一些過激學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保持警惕，但文學革命和對德宣戰卻與政府口徑一致。北大文學革命派幾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領導下從事國語統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動文學革命，在于其“強南以就北”的國語統一計劃與其“強南以就北”的國家統一計劃構成語言政治學上的深刻關聯。

　　至于新文化，政府當然不會一味拒絕。新文化(歐化)本身是一個非同質物，誰都可從其中找到合意的貨色。但對一般青年來說，其激進方面最有吸引力，而為激發青年變革熱情，新文化派刻意將中國文化描黑，而歐西則被神話成光明、人道、正義的天使，并把威爾遜為說服中國參戰祭出的“公理戰勝強權”說辭當成證據。考慮到中國七十多年來所受屈辱、不公正和災難大多來自歐西，這種言論就太過天真。對在襁褓中就被列強的炮聲驚嚇的一代人來說，患上這種歷史遺忘癥的確令人驚訝。所謂“意識的操縱”，于此可征。

　　清末維新派通常不從道德上美化其效法的對象。在其看來，歐西各國乃一群到他人領地肆意劫掠的狼，中國為自保就必須在某些方面變成狼。但他們眼中的一群狼在新文化派那里卻成了一群鴿子，翱翔在“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陳獨秀1917年2月寫下這個句子時，這群鴿子正在以大工業制造的兵器相互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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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11月11日后兩個月，是段派和新文化派最風光的時候。歐戰結束，中國忝列戰勝國，激發了國民的愛國之情，且極大提高了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段派的身價。這不是反北京政府或反段的南北各種政治-軍事勢力所樂見的，因為它大大降低了它們的合法性。此外，蔡元培和陳獨秀像段氏一樣有理由將這一外交勝利當做個人的勝利，因為這證明當初他們主張參戰是對的，而歐戰勝利對新文化派之“世界大同主義”(實為全盤西化)也是有力支持。

　　在北京的勝利慶典中，段氏所到之處受到北京各界、尤其是學界的癡迷的歡呼。北大教授們在街頭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高呼“公理戰勝了強權”。蔡元培甚至天真地說：“此次大戰，德國是強權論代表。協商國，互相協商，是互助論的代表。德國失敗了。協商國勝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論，排斥強權論了。”大學生歡慶隊伍涌向美使館，一路狂呼“威爾遜總統萬歲”、“中華民國大總統萬歲”。

　　這種視美國為正義天使和公理衛士而非為本國謀私利者的傾向，典型體現于南京一個歡慶場面：由于找不到一個像美公使那樣的大人物，美傳教士司徒雷登(次年被教會任命為燕大校長)就被請上官轎，兩邊衛兵相隨，前有軍樂隊開道，過街走巷。受寵若驚的司徒雷登在轎子上看到街兩旁歡呼的人群和張貼的贊美威爾遜的標語，給國內教會寫信，說他看到中國人終于“懂得了這場戰爭的道德意義”，這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掃清了場地，而威爾遜在這里被尊為“僅次于孔子和圣王的人”。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上盛贊“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講，都是正大光明，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不久，他又比較了東京和天津的大學生歡慶勝利的提燈會的不同風格，說日本青年“反對武人政治”，中國青年卻“崇拜忠、孝、節、義時代的武人。現在兩國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將來的國運就可想而知了”。這種信口開河的句子充滿《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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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19年初開始，巴黎陸續傳來不妙的消息。時在巴黎的張奚若讀到幾期《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后，警告胡適：“讀《新青年》等報，見謂公理戰勝強權，以后世界將永遠太平，令人嘆其看事太不critical(謹嚴)。德、奧之敗，謂敗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爾遜之公理則可，謂敗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則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與德、奧之公理無大別也。至于世界以后果能太平與否，全視此次和平條約之性質如何，the　League　of　Nations(國聯)之組織如何，及以后各國政府對于此League　of　Nations有無誠意維持。以將來大勢測之，似將和平；以目下事實言之，則不敢也。《新青年》等報謂世界將永久和平，未免蹈混事實與希望為一之弊。”

　　這比《新青年》諸人高出一籌，但將公理置諸俄美之手，則同蹈混事實與希望為一之弊。俄新政府1917年底到1920年4月三次聲明將歸還沙俄掠取的中國領土，只是緩兵之計，它處于內戰中，邊境空虛，以美好句子拉攏中國只為分裂日美中聯軍(時中國軍隊正參與日美在雙城子和海參崴的對俄軍事行動)，以保俄境無虞，而其一旦解決內亂，就立即染指中國西北、外蒙和東北。但俄新政府的聲明卻在中國新派人物那里激起對蘇俄的熱情，說它最無私，與西方帝國主義判若霄壤。此外，威爾遜在巴黎和會提出的以民族邊界重劃歐洲國界(民族自決)，也只為再度搞亂歐洲，以利美國崛起，所以他同時警告美國人不得因民族問題鬧分裂，其司法部長則大肆搜捕無政府主義者和赤色分子，嚴厲程度非北京政府可比。

　　但《新青年》的言論提高了大學生對歐西“公理”的期待，沒認識到國際關系的實質。作為弱國，中國只是列強重新分配利益的一個籌碼。盡管中國政府代表團在巴黎和會盡力阻止列強把青島轉給日本，但英法意(及后來的美國，它試圖以日牽制俄)則駁回中國的正當訴求。到2月初，陳獨秀也意識到他鼓吹的“公理戰勝強權”掩蓋了列強的本質：“協約國攻擊德國的旗幟，就是‘公理戰勝強權’。如今那海洋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巴爾干問題，殖民地占領問題，都是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至于弱小國的權力問題，縮小軍備問題，民族自決問題，更是影兒沒有。我們希望這公理戰勝強權的假面，別讓主張強權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幾天后，他更不安地問：公理何在？法蘭西的理想家到哪里去了？

　　5月初，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奮，而從希望之巔——新文化派塑造的歐西正義神話——像自由落體一樣墜入失望的北京學生則決定上街游行，本意不是反政府，而是呈遞“說帖”哀請英法美三國相助，所以游行預定路線不是從天安門到總統府，而是到東交民巷。這顯然在配合政府外交，也因此獲得政府容忍。僅僅幾個月前，他們還在東交民巷向心中的正義諸神表達過狂熱崇拜，如今才發現東交民巷原來一直由外國士兵把守。這激起他們一度為世界大同主義淹沒的民族主義情感。這為遭到新文化運動蔑棄的中國文化的回歸鋪墊了心理基礎，幾年后，連當初喜歡在行文中夾帶外文并主張廢除漢語的新文化運動干將劉半農竟發誓從此對同胞“不說外國話”，看見北京街頭的西語招牌，就說是帝國主義文化入侵，并說“吸取外國的文明”只為“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南方政權最終也是靠民族主義才贏得召喚力，通過北伐完成了短暫的統一。五四事件起于對歐西的大失望，人們冷靜下來方知，在國家四分五裂、遠未成為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之時，“民主”(如胡適、李劍龍“聯省自治”、“中央與地方分權”等主張，這是“割據諸侯”最愛聽的調調)只會強化離心力。在1920年前后高唱民主的人們在30年代開始起勁談論專制。此時，北京政府的歷史罪過只在其無力統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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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遞交了說帖，按原計劃該返回天安門，但部分學生——大多有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社團背景，與俄國勢力有關系——激烈主張找親日官員算賬，于是發生火燒趙家樓和痛毆章宗祥的暴力事件。就在大學生向英公使館遞交說帖希其幫助中國時，英勢力已滲透到西藏，遂有與中國劃界之議，試圖使“縱橫數千里地，一朝而棄其主權，始雖廢為甌脫，終必被人占領”，但五四運動卻沒發展成反英運動。

　　五四事件迅速傳遍全國。反北京政府的勢力及政府內部的反段勢力立即大力聲援，這其中就包括孫中山和康有為，而美使館及來華講學的杜威也對這一反日運動推波助瀾。本來5月7日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后，運動就該告一段落，但各種國際-國內政治勢力想使運動“繼高增長”，最大程度削弱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或搞垮段派。大學生成了校內外各政治勢力爭相利用的對象，而這些勢力背后又往往有復雜的國際背景。上海警署的探子在7月的一次搜查中捕獲“無政府共產黨”成員一名，郵局檢查員則“檢獲與該黨有關之北京大學學生凌霜、克水等原函數件”。

　　五四運動在7月漸漸平息，但政爭卻更激烈地繼續進行。攻擊段祺瑞、徐樹錚及其安福俱樂部的小冊子迭出，風行于世。自1918年成立，該俱樂部一直控制北京政府內閣人選，使別派別系難以插足北京政府。

　　1919年11月徐樹錚帶兵前往外蒙，收回一度在俄控制下“自治”的外蒙主權。這為北京政府和段派增添了榮光。在次月徐樹錚返回北京述職并再度赴蒙之際，段祺瑞率百名軍官在保和殿開歡送會。徐樹錚在普通國民——而非他的政敵——眼中成了民族英雄。但徐的名聲鵲起，使其政敵擔心其勢力日漸壯大而處處設限，使邊防軍軍餉和軍械得不到保證，外蒙遂再度空虛，蘇俄勢力不久趁勢侵入。若徐是賣國賊，那向英美俄表達敬意的又是什么人？

　　由于各種勢力聯合倒段，到1920年夏，段處境孤立，而徐也岌岌可危，遂調邊防軍前來救駕，但直系吳佩孚早在京畿布以重兵，只幾天就將邊防軍消滅殆盡。段迅速辭職，“歸位”的靳云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對徐樹錚發出通緝令。就在安福系搖搖欲墜的1920年1-4月間，受安福系庇護的代理教育總長傅岳棻一連頒布幾道命令，改全國國民學校的文言為白話。這標志文學革命在制度上獲得成功。“這一命令，”胡適1920年4月說，“將中國的教育改革至少提前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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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派的失敗，不僅是政治和軍事的失敗，更是道德大潰敗。盡管同樣時刻覬覦權力的競爭對手們的道德與之不相上下，但它們利用了形勢，將一場政爭變成針對段派的全國道德大審判。事后證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敗是文化政治學上的一個象征事件，深深影響了此后關于這一時期的歷史寫作。此時若把自己說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從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說成反段派，就可一躍而為民主大英雄。因此，當胡適1922年2月為大局已定的文學革命撰史時，他對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談，而將“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當成文學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與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間劃出一道政治明暗線。

　　他確提到了教育部，卻將其處理成一個與段派勢力毫無瓜葛的機構；另外，他不顧林紓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對段祺瑞極度反感，將他推向政府懷抱，組成反文學革命同盟，以這種方式，他繪出一幅“政治正確”的文學革命地圖——其最大漏洞是，若無政府之力(整合全國教育體系、設立專門機構、發布命令、強制執行等)，僅靠幾個教授“為數不過數年的提倡，這個被鄙視了一千年的‘俗話’”何以“一躍而升格成為‘國語’”？但隨著胡適《三十年中國之文學》的發表，當初的北大文學革命派寧可相信這是真的。到1923年12月，當陳獨秀為《科學與人生觀》作序時，盡管不同意胡適的唯意志史觀，卻寫道：“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1935年，胡適再次為文學革命寫史，刪去陳獨秀那句“常有人說”，使有主觀色彩的間接引語變成事實陳述句：“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

　　從1920年4月胡適的“(北京政府)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到1923年12月陳獨秀的“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再到1935年胡適的“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文學革命成功的事實沒變，其中心人物卻被替換，由北京政府變成“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不惟如此，這種歷史虛構還把北京政府奇特地寫成文學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盡管無法出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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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胡適1932年“轉向”南京政府后，他忘了自己三年前在《我們要我們的自由》(未發表)中嚴批南京政府剝奪了國民在北京政府時期享有的言論自由(段祺瑞1916年上臺后即廢除袁世凱的報刊檢查制度，這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制度條件)：“這兩年來，國人都感覺輿論的不自由。在‘訓政’的旗幟之下，在‘維持共信’的口號之下，一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種種的箝制。異己便是反動，批判便是反革命。報紙的新聞和議論至今還受檢查。稍不如意，輕的便停止郵寄，重的便遭封閉。所以今天全國之大，無一家報紙雜志敢于有翔實的記載或善意的批評。”

　　1935年胡適已是南京政府的紅人，常赴南京拜會蔣某，卻為避嫌不去南京老虎橋監獄探望因“危險言論”于三年前入獄的老友陳獨秀。傷心的陳發誓要與之恩斷義絕，胡這才在教育部長段錫朋(五四學生領袖之一，念師生情一直頗照顧獄中的陳獨秀)陪同下光顧監舍。

　　這年5月4日，胡適發表《紀念“五四”》，把1917到1919年的北大說成漂浮在中國北方黑暗之海的一座光明孤島，仿佛在1935年北大教授可在報刊和大街上自由宣講無政府主義和“Bolsheviki的勝利”，大學生可隨時嘯聚于政府大樓，沖動時毆擊政府官員，且一般還能免于法律追究：

　　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在現在看來，那種風氣原算不得什么可驚異的東西。但在民國七八年之間，北大竟成了守舊勢力和黑暗勢力最仇視的中心。

　　那個時代是安福俱樂部最得意的時代；那一班短見的政客和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定。在那強鄰的勢力和金錢的庇護之下，黑暗的政治勢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個北京大學。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會注意的是陳獨秀先生主辦的《新青年》雜志，最初反對孔教，后來提倡白話文學，公然主張文學革命，漸漸向舊禮教舊文化挑戰了。當時安福政權的護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腦筋是徐樹錚。徐樹錚是林紓的門生，頗自居于“衛道君子”之流。

　　《新青年》的同人攻擊舊文學與舊禮教，引起了林紓的反攻；林紓著了幾篇短篇小說，登在上海《新申報》上，其中《荊生》一篇，很明顯的攻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個偉丈夫荊生出來，用重十八斤的銅锏，來制服書癡。那篇小說的末尾有一唱三嘆的論贊，中有云：“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陳)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這是反激荊生的話，大家都很明白荊生暗射小徐將軍，——荊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鬧起“新舊思潮之爭”，北大早已被認為新思想的大本營了。

　　在南京政府書刊檢查官看來，這段文字太妙了，尤其是“在現在看來，那種風氣原算不得什么可驚異的東西”一句。可驚異的是，如今的文學革命史依舊是這段妙文的放大版。

　　-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