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秘使”訪臺承諾不支持毛澤東

　　余科杰

　　從1965年到1975年，前往臺灣的蘇聯“秘使”至少有6人，有的多次到臺灣。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以《倫敦晚報》記者身份為掩護，化名為“維克托·路易斯”的蘇聯特務維塔利·葉夫根尼耶維奇，在此期間他曾三次去臺灣密晤包括蔣經國在內的臺灣高層人士。

　　路易斯第一次到臺灣是在1968年10月。此時的中蘇關系已近水火之勢。利用臺灣問題大做文章，這是自60年代初中蘇交惡以來蘇聯方面與中國斗爭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蘇聯等國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時，蘇聯就同意把臺灣當成“主權國家”，要它在條約上簽字。美國政府暗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往來，臺灣高層早就看在眼里。

　　1968年9月的一天，路易斯攜英籍妻子在東京外籍記者俱樂部見到臺灣駐日本“大使館”“新聞參事”盧為，自我介紹說他是《倫敦晚報》記者，開門見山地要求訪問臺灣。對于路易斯要求訪臺，臺灣當局持慎重而積極的態度。蔣介石考慮再三，裁定讓路易斯來臺，要蔣經國親自掌握，蔣氏父子又委托親信魏景蒙具體負責，指令絕對不能走漏風聲。

　　10月22日，路易斯抵臺，并與蔣經國會談。在會談中，路易斯首先談他見蔣經國的主題是：“希望與臺灣建立直接聯系，并把聯系位階提高到大使級的層次。建議臺北和莫斯科互設新聞處。希望臺灣在短期內對大陸采取行動，蘇聯會在這件事上保持中立態度，不會幫中共。”

　　路易斯第一次臺灣之行結束返回莫斯科后，由于蘇共內部許多人反對，聯臺之事“曾一再擱置”。1969年3月珍寶島沖突之后，蘇聯才又重新考慮聯臺。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度肩負溝通臺灣高層的使命，幾次從羅馬打電話給臺灣的魏景蒙，要求雙方商討合作事宜。最后雙方商定并經蔣經國批準，臺灣派出魏景蒙為“特使”去維也納會晤路易斯。5月14日，魏景蒙按照為掩人耳目擬定的行程，在經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羅馬、波恩之后抵維也納。從14日晚到16日晨，兩人先后會晤5次，會談內容概括起來有以下要點：

　　其一，路易斯就一旦國共發生戰爭蘇聯的態度問題作了正式答復，并向臺灣保證：“不論由臺灣或任何中國之一部發生任何形式之爭執，蘇聯認為純屬中國之內政，與蘇聯無關，如形成內戰時，蘇聯決不支持毛澤東。”

　　其二，魏景蒙將蔣介石的五點批示向路易斯傳達。

　　其三，情報交換和軍事合作問題。關于交換情報，路易斯特別關注，反復提出。至于如何傳遞情報，他建議由臺派“貿易商”往來于莫斯科和臺北，或臺指定一些領事館傳遞信息。關于軍事合作和軍火交易，魏景蒙說：“如一旦大陸發生大變，或臺登大陸等等，蘇聯如何支持我們須事先有所計劃。如關于利用蘇聯基地、我方需要軍火接濟之各點、武器種類、情報交換等等。”路易斯表示：臺方所需軍火盡可提出并開列名單及交貨地點。并聲稱“將來如臺動手時，蘇聯不怕制造邊疆之事件以應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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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0月30日至31日，臺蘇雙方在經過多次函電往復之后，魏景蒙和路易斯在維也納再度相會。此間兩人集中會談兩次，會談主要集中在兩大主題：其一，要求臺灣為蘇內部“鷹派”勢力提供證據情報，說明毛澤東及其以后的中共都不可能與蘇和好，以配合“鷹派”對華采取強硬立場。其二，進一步探討雙方軍事政治合作的途徑，推動臺灣加快反攻大陸的步伐。

　　關于第一個問題，在30日的會談中，路易斯說：“明年3月將召開蘇共代表大會，會充分討論權力問題，這是‘鷹派’表明他們觀點的重要時刻。”“如果臺灣可以提供情報，證明毛澤東在積極準備發動更大的戰爭——對抗莫斯科，我們就可以充分利用。”這正是路易斯此次要求見面的主要理由。30日會談結束后，魏景蒙當晚對此進行了認真思考，認為“比較容易做到”。在第二天的會談中，魏景蒙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路易斯。

　　對于這次會談，蔣氏父子在聽了魏景蒙的匯報之后，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蔣介石對對方提出的兩點要求表示“都同意”，指示在對方要求的11月15日至20日之間交給他們需要的證據情報資料。另外，臺灣當局決定全部釋放1954年7月23日臺灣海軍在臺灣海域截獲的蘇聯船只“陶普斯”號的42名船員。釋放‘陶普斯’號船員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釋放的時間和將去的地點，再通知美國記者”。蔣這樣做顯然是向蘇聯示好，同時也是做給美國看的。

　　然而，在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嚴重對峙的情況下，出于方方面面的考慮，臺灣當局領導人，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蔣經國，都不敢投到北極熊的懷抱中。這就決定了臺蘇之間秘密接觸，不會有什么質的突破，只能是眉目傳情而已。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