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專訪：我講述的是人性的反抗史

　　文/李俊,張一陽 圖/唐曉毅

　　首映日半天時間，陸川的《南京！南京！》票房即達900 萬。歷經4 年的拍攝，38 歲的導演陸川也經歷了一系列個人危機。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軍人出身的他說：“我想展現和以前不一樣的南京大屠殺，我想表現中國人的抵抗。這條線是以前的電影所從未展現過的。其實，中國觀眾可以在逝去的前輩和他們一個個抵抗的事跡中間，找到我們民族生存到今天的精神依據。”

　　從四年前決定開拍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起，陸川便選擇了一條注定困難重重的道路。許多人問他，《可可西里》已經為他積累了很高的知名度，完全可以拍些娛樂片，為什么要折騰自己？陸川的回答很實在：“現在正是血最熱的時候，膽最大的時候，最沒牽掛的時候，最憤青的時候，干點出格的事不是挺好？”

　　軍人出身的陸川接受采訪時自稱為“中年憤青”。在影片籌備期間，他把國內能看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所有資料都一一看過。在第一次立項失敗后，他一次次“游說”領導；在拍攝期間，他時常淚流滿面卻又強制自己冷靜地拍下去；影片拍完后，南京大屠殺的“后綜合征”開始在他身上顯現。

　　談到這四年值不值時，陸川堅定地回答：“值！不干這個又干什么呢？”《南京！南京！》上映后，不少年輕人看完電影，都感慨地發(fā)出“中國人要自強”的心聲。一位女觀眾表示，將來她的孩子要看的第一部電影，就是《南京！南京！》。雖然，也有不少人質疑影片明顯的缺陷，但正如威尼斯電影節(jié)主席馬可·穆勒所說，“以往表現這個題材的電影觀點都有些陳舊了，而《南京！南京！》代表了一種新的觀點。這是影片最有價值的地方。”

　　“南京傷疤還在國民身上隱隱作痛”

　　“南京城感覺不是很晴朗，天總是陰的。”

　　陸川向記者回憶起1989 年到1993年間他在南京郊外上大學時對南京的印象。

　　4 月19 日，陸川一早來到母校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我在南京讀了4 年書，很想為南京做點什么。只有在軍隊里待過的人，才知道戰(zhàn)爭是怎么回事。”他對記者說。

　　讀大學時有一年暑假，陸川和來南京看他的弟弟，一起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看了一半，弟弟跑了出去，站在墻邊哭。“紀念館陳列的很多展品，對于一個孩子，在情感上的確很難接受。”陸川回憶道，“每個人都會被觸動，包括我。”那時起，陸川的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大約十年后，當陸川和攝影曹郁在戈壁灘拍攝《可可西里》時，這顆種子才開始萌芽。“我們就拍南京大屠殺吧。”兩人在討論下一部的拍片計劃時，陸川說道。

　　拍完《可可西里》后，美國投資方找上了門，給陸川提供了一個根據《拉貝日記》改編的本子。翻閱了大量史實性的資料后，陸川拒絕了這個劇本。“我覺得，一個中國導演去拍南京大屠殺，不能把故事濃縮成一個德國好人拯救中國難民那么簡單。”陸川說道，“南京大屠殺的受難者是中國人，這道傷疤到今天還留在我們民族的身體上，隱隱作痛。如果只是歸結到一個外國人對一群中國人的拯救上，就把這個主題給簡化了。”

　　在陸川看來，只有從這場災難的雙方——中國受難者和日本士兵的角度出發(fā)，才能審視屠殺和戰(zhàn)爭帶來的創(chuàng)傷，“這才是我們的責任。”于是，陸川自起爐灶，寫了一個以日本兵為視角的劇本，試圖描繪出一幅南京人民抵抗日軍侵略的群像，片名就叫做《南京！南京！》。

　　一名軍人導演的個人反抗

　　回頭看陸川執(zhí)導的作品：處女作《尋槍》，拍了36 天；第二部《可可西里》，拍了兩年；而到了《南京！南京！》，陸川用了整整四年。“影片的制作過程，就像在一個長長的黑暗隧道中行走。”這是陸川對拍攝《南京！南京！》的總結。

　　劇本寫完后，陸川開始籌資、搭外景、選角等一系列工作。劇組在長春斥資3000 多萬元(影片成本共8000 萬多元，據陸川透露，四分之三的費用均用在布景、道具方面)，復原了一座800 畝的廢墟城池。男主角劉燁第一次參觀外景地，便花了足足半個多小時。他一臉驚訝地問陸川：“(成本)真的只有8000多萬嗎？我覺得至少要2 億啊。”

　　正當一切都準備就緒，《南京！南京！》在立項上卻出了問題。當時，香港導演唐季禮、嚴浩(曾拍過《滾滾紅塵》)、以及德國和美國的制片人都上報了有關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劇本，全部擱著等待批準。“那一年，有四到五部這個題材的電影，不可能都批。”陸川回憶道。在時間上占先機的《南京！南京！》，極有可能面臨否決的危險。

　　與此同時，又有媒體爆料陸川的“人品危機”，指責他“認錢不認人，與不少曾經關系不錯的人反目成仇”。“內憂外患”的《南京！南京！》，一時間站在了風口浪尖，一度面臨劇組解散。“那時媒體都是鋪天蓋地的輿論，簡直就像是圍剿。”陸川告訴記者，“我想，我也沒做什么事情呀，不就是拍一電影嗎？我得罪誰了，怎么這么多人來潑臟水！”

　　采訪的時候，陸川承認，那段日子是他最難過的，也是最痛苦的時候。不過，從《尋槍》時和姜文為拍攝主導權較勁，到《可可西里》時與高原反應和缺氧抗爭，陸川證明了自己是個有韌勁的導演，“我一般認準了的事情，就一定會做到底，不計代價”。

　　于是，在得知劇本被外交部否決后，陸川和投資人覃宏決定通過自己的人脈，一步步向上面疏通，和領導交流。其實，陸川也并沒有足夠的信心能夠說服領導，只是想“死磕”到底。“我堅信自己做這件事的情感，我說的話我自己相信，并且通過實踐堅持在做，可能這就是跟別人溝通最簡單的方式吧，說老實話，做老實事。”陸川說道。

　　那期間，陸川第一次去了中南海，見了許多領導。幾乎所有人都問他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一定要拍這部電影？“我曾經是一個軍人，對國家的感情毋庸置疑。我們想通過電影去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做點事。我們想從自己的角度去梳理歷史。”陸川說道。“可能我不是做外交的，沒有必要從反抗日本人的角度來考慮，我們從自己的角度去梳理歷史，當時中國人在做些什么。我也確實講到了中國人抵抗的問題，那天講了很長，也不知道是哪句打動他們了，我真不知道，或許是講述的態(tài)度吧。”

　　在陸川看來，在呈現南京大屠殺的作品中，有太多的哭訴。而他要表現的，是一個反抗的南京，一個光榮的南京。在激情昂揚地“游說”了各方后，2007年3 月底，陸川終于拿到了《南京！南京！》的拍攝許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