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海納百川 海派追新求異

　　主講人：劉勇(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地點：首都圖書館

　　我從幾個流派來說一說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幾大作家群，最大的作家群就是江蘇、浙江作家群，四川作家群，福建作家群，東北作家群，現在還有西北作家群，每個作家群都有自己的特點。

　　老舍不算京派作家

　　在流派里邊京派和海派很重要，并且一直以各自鮮明的風格，代表著中國文化的兩種不同的類型、不同的風格。

　　可京派事實上到今天為止，一直難于界定，究竟什么是京派，哪些人是京派？比如說在文學作品中，大量的用北京作背景，寫北京的人，寫北京故事的張恨水，從來就沒有被認做是京派作家。在學術界，老舍也沒有被當做是京派的首領，一般講老舍是京味作家，京味作家和京派作家是不同的。那誰是京派作家？我告訴你，全是一幫外鄉人。

　　京派作家的首領代表是誰，第一個是周作人，浙江人；第二個是廢名，湖北人，然后是沈從文，湖南湘西人。朱光潛，安徽人。林徽因，福建人，這些都不是北京人。個別的北京人有蕭乾，他作品的主要反映也不是北京，是南方。那就是說京派不是以京人、京事、京味為標志來界定的，并不看你跟北京的關系有多密切，剛才我講的那些外鄉人，他的作品也不寫北京呀。京派不是以北京畫線以什么畫線呢？京味的標準是什么？

　　我考察，京派作家主要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品位來確定的，這個文化品位、文化品格是什么，這就是寬容、海納百川、承傳古典、注重傳統、崇尚自然，這是京派作家共同的追求。不把老舍、張恨水放在京派作家里邊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寬容的表現。不是一個狹義的京派，再加上學院味和田園牧歌，這是京派的一個很大特點，特別鄉土。

　　其實，從歷史到今天，北京鄉土的氣息還是很濃厚的，這一點和海派很不同，復旦大學有一個復旦論壇，海派對自己的總結是什么呢？非常有意思。第一條跟京派竟然一模一樣，就是海納百川，他覺得比北京還正宗，你北京海納百川，海在哪兒呀？然后海派的特點就是求新、求異、求變，講究新奇的東西。京派和海派有太多的不同，有太多各自鮮明的風格。比如講，你不能說北京人不注重實際，你如果說上海人不重實際那就更錯，上海人是最講實際的，但是，兩者講究實際的方式不同、路徑不同。

　　一個螃蟹能從上海吃到新疆

　　我們到一個城市，最能感受到它基礎性的東西，就是你坐坐出租車。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車，要到上海的文化街多倫路，比較遠。這個司機就不停地跟我們講，高架橋會很堵的，你們坐地鐵吧，我說習慣了。他不是拒載，他覺得線路不合適，第一時間就希望你下去，他其實是為你方便。這個司機一路勸我，我不想下。他不停地說，關鍵是耽誤時間，被他說得實在不行了，終于說：算了算了，我坐地鐵算了。他說為我好，根本上是為自己好。

　　北京不一樣，我無數次從首都機場打車回來，每次我跟那個出租司機講，先到北師大把我放下來，再把我的那個助手送到德外大街，不止一次司機理都不理，一腳就直接到了德外大街，我說，不是說好先把我放在北師大嗎？他說這樣我方便，他方便，所以北京人直截了當，我想怎么方便就告訴你，都很實際，只不過是思路不同，方式不同。

　　另外，北京和上海兩種文化，都有一個主體，這就是市民文化，但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北京市民在皇城根前、天子腳下，好家伙也透著一種大氣，有的時候還多少有點霸氣，所以叫北京大爺。

　　上海市民不同，透著一種所謂的小資情調，天塌下來也跟他沒什么關系。在座的各位有看過根據張愛玲《色戒》改編的電影嗎？《色戒》這個電影里邊比較充分地把上海文化這些特點展露出來。我的感覺是這里邊最具張愛玲特色的鏡頭，不是旗袍，也不是打麻將，最重要、最有張愛玲特色的鏡頭是電影里女主人公王佳芝放走了一些人以后，從珠寶店出來，招手要三輪車，三輪車夫特別颯地蹬著車，簡直比開寶馬還要牛。再一個就是停到那個戒嚴的地方，那群上海市民對話，都戒嚴了，但還是那么輕松，這就是最張愛玲的鏡頭。

　　張愛玲的作品有一個根本的價值，就是對上海底層市民的描寫，對市民情調的表現。那么颯的三輪車夫，七嘴八舌玩笑開得那么開心的市民。這是一個反襯，不管你是姓汪姓蔣，你們拋頭顱灑熱血，跟我沒什么關系。這是一個非常有深刻含意的一種鏡頭，所以這些地方是需要我們去仔細體會的。上海講究實際，這種實際包括在建筑、飲食。上海人喜歡吃大閘蟹，我佩服的是上海人吃得好，吃得干凈，北京人能吃那么干凈嗎？

　　我曾經就請了幾位吉林大學的朋友，請他們吃螃蟹，正好趕上大閘蟹上市，98塊錢一只！大家一人一只，醋還沒拿上來，不到一分鐘，已經吃完了。我說作料還沒上來，幾個朋友講，有什么吃的，小胳膊小腿。那意思就是給你面子了，還要怎么吃呀。人家開玩笑說，上海人帶一只螃蟹從上海上火車兩天三夜到烏魯木齊還有兩條腿沒吃完呢，吃得那個精細，那個干凈。

　　當然，上海人也往往有一種看不起外人的傲慢，這特別體現在經常把外地人看做是鄉下人上。我在上海開會，復旦大學著名教授吳中杰先生是杭州人，他自己講在上海，人家跟他見面，總是問一句話，你們家鄉住在什么地方？吳教授告訴他，我家是杭州的，那人記住了，第二次見面，人家還問他住哪？問了幾十年，吳教授最后才悟過來，杭州不就是鄉下？在上海人心中除了上海，其他都是鄉下。

　　北京人藝能演好海派劇嗎？

　　此外，北京和上海文化還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影響力，比如說北京文化，北京文化有一種神奇的同化力和親和力。什么是同化力，舉一個例子，老舍的作品《正紅旗下》里邊寫了一個山東的王掌柜。王掌柜到北京來以后，對什么事兒都看不慣，特別看不慣那些閑人，那些提籠架鳥，在那兒閑談養鳥。可不到半年，這個王掌柜對鳥的興趣，比原來養鳥的人還要厲害，養鳥的人想走，他都不讓你走，你得跟他談鳥，這就是北京文化的同化力。

　　北京文化的特點就是，你什么都得跟著北京變，我北京不跟你變，你得跟我變，日本的快餐吉野家在日本只有牛肉飯，在北京不但有牛肉還有雞肉，再加上東坡肉飯。北京人光吃牛肉行嗎，還要吃雞還要吃東坡肉，都得有。老上海城隍廟小吃在北京，小籠包誰吃？還要加上幾樣北京的炒菜才行。

　　北京的餛飩侯，我肯定不愛吃，沒有多少肉，主要是蝦米皮、紫菜。那上海的菜肉餛飩、新鮮的薺菜，那么多的肉，菜肉大餛飩特別好，所以有一家菜肉餛飩就開在餛飩侯旁邊。我的一個朋友，也是上海人特別高興，可不到半年竟倒閉了。餛飩侯還是餛飩侯，蝦米皮、紫菜就夠了，因為你那個還貴幾塊錢，要那么多肉、那么多菜干什么？

　　上海文化有什么呢？有一種適應力，有一種應變力，上海文化能夠適應別的東西，能夠根據不同的情況加以應變，能讓各色人等在上海都感到舒適。

　　我不久前去上海，正趕上上海新天地萬圣節，上海的新天地跟北京什剎海酒吧一條街非常相似。在新天地，外國人縱情、自在。這讓我解決了一個問題，原來我一直在想，北京的什剎海外國人很多，上海的新天地中國人也不少呀，為什么在上海的新天地外國人那么自在？我終于感受到一點，在什剎海，包括三里屯，包括南鑼鼓巷，外國人再多，這個地方是中國的，是北京的。上海新天地你看一看，那一條街全部都是外文字母，街上的酒吧、餐館都是外文，外國人感到非常舒服。我不大能想象外國人在什剎海能忘情，放縱的程度，這就是北京和上海文化的不同，是不一樣的。

　　上海文化的適應力、應變力，還體現在其他的地方。前年上海人藝進京演出話劇，演了兩出地道的京味話劇，《正紅旗下》和《月牙》，演得非常正宗。當時北京人都懷疑，上海人演《上海屋檐下》，這些海派的劇還不錯，演京味話劇能行嗎？結果演得非常好，相反，我倒是懷疑，北京人藝能不能演一出地道的海派的、海味的話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