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座駕

　　李國文

　　在中國古代，官員的代步工具，最早為牛拉的車，后為馬拉的車，再后來，才改為人抬的轎。正史中，一般都有《輿服志》章節。輿，即車、即輦、即轎、即座駕。什么級別的官，享受什么等級的座駕，都規定得詳詳細細。

　　在漢代，由于秦末戰亂的影響，馬一匹值百金，連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顏色的馬來拉御輦，都感到為難，公卿將相出門，就只好坐牛車了。不過，坐牛車辦公的漢帝國，其開疆拓土的氣魄，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宏大浩偉的。由此可見，代步工具的優與劣，和政務業績是不掛鉤的。從古至今，座駕這東西，雖只不過是官員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種象征，只要頭戴烏紗以后，就沒法排除對于座駕的關注情結。

　　明、清兩代，那時沒有汽車，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轎，或者，用兩人抬的肩輿，作為官員的座駕，黃土墊地，凈水潑街，鳴鑼開道，肅靜回避，也是神氣活現，路人側目。辛亥革命以后，北洋軍閥上臺，不坐轎而坐車，那時的汽車兩旁有踏板，各站兩名挎盒子炮的保鏢，更是招搖過市，威風不已。車的優劣和權的大小成正比，車越好者，權越大，車一般者，權一般，無車可坐者，自然也就無權了，只好垂手站在馬路邊，吃那汽車疾駛卷起來的灰土揚塵，和超標的尾氣。

　　當然，歷史上也有對于車、轎、輦、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一位。因為這位皇帝頗有些窺陰癖，好私訪，經常躡手躡腳，潛行于金陵城的街頭巷尾，探察民情，有車也不用的。由于出身貧寒的緣故，知道百姓的艱難，所以，在克勤克儉這方面，他倒稱得上是個楷模帝王。據《明史》，有一次，有司奏請，要把他乘坐的轎子裝飾一下，需用黃金若干。他說，不必了，用銅就可以。臣下討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純金，又能費多少？”朱元璋說：“朕富有四海，豈吝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帶頭作用，從《明史·輿服志》里，看到一系列關于乘坐車轎的規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蓋自太祖不欲勲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

　　但是，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禁不止，而且違法不糾的話，那么，這個法令，便成了有名無實的一紙空文。《明史·奸臣傳》中，那個與嚴嵩勾結，總理全國鹽政，發了大財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記。其按部，常與妻偕行，制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按說，照祖宗規定，超過四人抬轎者，就要受糾劾，可這個嚴嵩的死黨，不但抬轎者超過指標六倍，而且還殘忍地使用了女性，這種荒唐的行徑，在他沒有完蛋之前，誰又能奈他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