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蕭紅生命中溫暖的島

　　□伊 北

　　蕭紅是在1934年11月30日見到魯迅的。在此之前，她經歷了孤獨寂寞的童年、遭遇了始亂終棄的情騙，并且已經和蕭軍鋪展出了一場看似命定、但卻充滿傷害與痛苦的愛戀。更令人憂傷的是，在情感上，蕭軍似乎始終不能給予她以滿足，他高高在上的心理優勢和傲慢的態度，不知不覺中，推擠出了蕭紅情感上的一小片空白。

　　1934年秋天，“二蕭”從青島出發，來到上海。在風云動蕩的上海灘，他們面臨著的，是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嚴酷考驗。“我們是兩只土撥鼠來到了上海！認識誰呢？誰是我們的朋友？連天看起來都是生疏的……我們是要見一見我們精神上所信賴的人。”這個蕭軍筆下的“精神上所信賴的人”，就是魯迅。在最初滬上生活中，魯迅的精神撫慰，無疑是支撐“二蕭”堅持走下去的最大動力，而這種撫慰，對于自憐自卑又自尊的蕭紅來說，無疑有著更大的效力，蕭紅曾寫道：“我們剛來上海的時候，另外不認識更多的一個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間里，讀著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著兩個漂泊的靈魂。”

　　抵達上海不到一個月，魯迅便召見了“二蕭”，之后，他便經常與他們通信，審閱他們的稿子，介紹朋友給他們認識，并積極幫助他們聯系小說的發表。睿智、真誠而又熱心的魯迅，慢慢地引導“二蕭”，打開了他們各自的寫作局面，而這種如父親般柔煦的撫慰，也讓蕭紅在心靈上漸漸朝他靠攏。這時的魯迅，就好像是一座光明的島，給了在茫茫人海中，漂泊如小船般的蕭紅，一個可供休憩的港灣。魯迅輻射出的強大力量，讓蕭紅有了心靈上的安慰，這種似陽光普照般的慈愛，當然是同她一樣在人海中顛簸的蕭軍所給不了的。

　　1935年11月6日，蕭紅從法租界到虹口，坐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車，首次登門造訪了魯迅的家。魯迅和許廣平留她吃了飯，深聊入夜，電車都沒有了還未離開，臨走時，魯迅囑咐許廣平一定要讓蕭紅坐小汽車回去，并且囑咐讓許廣平付錢。

　　1936年3月，“二蕭”索性把家搬到了魯迅家附近，這樣一來，登門拜訪魯迅，對蕭紅來說，則仿佛是她每日都要向父親所做的請安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的生活是沉郁的，一方面，他需要應付“左聯”內部紛繁復雜的派系斗爭；另一方面，他的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在這個時期，魯迅雖然寫了許多精彩尖銳的雜文，與各個方面的勢力過招，但在精神上，他卻是孤獨的，這種孤獨，已經不是他身邊的許廣平所能撫平，魯迅的情感深潭，日漸閉合。

　　蕭紅的出現，無意中在魯迅日益孤沉的情感鏈條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帶進來一抹紅亮的色彩。

　　自卑自憐的東北女孩蕭紅，在魯迅的鼓勵和幫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學前途(1935年，蕭紅的《生死場》由魯迅自費出版)，而且她仿佛還恢復了少女時代的天真與生氣，在文壇的領軍人物面前，蕭紅自覺地扮演一個小女孩的角色，這種角色，讓她在魯迅和許廣平之間，找到了一個巧妙的平衡。心思沉郁細密的浙江人魯迅，似乎也很愿意包容這個女兒似的、天分極高的、敏感而又單純的東北女孩。

　　憑借在精神領域的奇特交集，蕭紅一躍成為魯迅在生命最后兩年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在魯迅的精神圈層中，我們不敢說許廣平比蕭紅的位置更為靠近，以至于有一次，許廣平用桃紅色的綢條束放在蕭紅頭上取笑的時候，魯迅當即便生氣地喝斥：“不要那樣裝她……”

　　蕭紅對魯迅的情感是仰望式的，魯迅之于她，有一種太陽式的吸引力，在魯迅家附近居住的日子里，她幾乎每天早上，都會不自覺地被那陽光吸引過去，氣喘著爬上樓，見到她，魯迅說：“來啦！”，她忙說：“來啦！”魯迅問：“有什么事嗎？”她說：“天晴啦，太陽出來啦。”

　　的確，在猶如孤島的上海，在靜謐柔和的魯迅家里，蕭紅經歷了生命中少見的日麗風和人情溫暖的歲月。可沒想到，1936年10月19日，魯迅竟離開了這世界，而蕭紅在這時，卻遠居日本，開始了人生新一輪的顛沛流離。這個東北女孩的天邊，漸漸地，又涌起了層層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