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記憶的珍貴寶藏——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錢文忠

　　●我們終究還是可以堅定而樂觀地認定，這一年的時間已經足以證明，最起碼，有兩樣東西可望成為我們民族記憶之庫里的珍貴寶藏:志愿者和慈善。

　　一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抹平身體和心靈的傷痛，震驚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就已經過去一年了。時間快得很殘酷。

　　一年的時間不能算長，但是，對于我們的記憶來說，或許也并不能算太短吧。難道不是嗎？魯迅先生在三·一八慘案發生不過兩周以后，就發表了《記念劉和珍君》，就因為他已經聽見了“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的腳步聲。

　　我們是善忘的。無論創傷有多么深重，一年，大概也足以抹平了吧？

　　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后，在地震的巨大災難激發出來的全民族的高尚道德、昂揚精神、偉大價值和挺直脊梁面前，每一個中華兒女都由衷地感嘆和振奮。我們朦朧的淚眼，看見了清晰的希望。這一切，都在史無前例的全民哀悼日得到了升華。我曾經寫道:“2008年5月19日14時28分，13億中國人的高貴頭顱隨莊嚴的國旗一同低垂，然而，同時高高揚起的，卻是中華民族之魂！”

　　然而，我們畢竟是看慣了忘卻的。于是，難以抑制的擔憂，也出現在不少人頭。還是魯迅先生，他曾經深沉地提出過“娜拉走后怎樣”的問題。而今，這個問題或許已經轉化成“災難過去以后怎樣”了吧？

　　我也有類似的擔憂:“災難終將過去，但是，如何使災難所激發出來的寶貴的集體記憶，在平和寧靜的歲月里永不消淡，卻是中華民族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面對和深刻思考的問題。這樣的集體記憶是我們民族的一筆寶貴財富，是由數萬條鮮活的生命換來的。愿凝聚中華民族、提升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永不失墮！”

　　錢理群先生也在演講里問道:“災難畢竟是一個非常態的狀況，人們最終還要回到常態之中；我的憂慮正在于，回到原來固有的生活里，我們會不會故態復萌，又恢復了那個自私的、頹廢的自我，那種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們有沒有可能打破這樣的循環，能不能把這次災難的‘非常態’中爆發出來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變成一種穩固的社會和精神的‘常態’？”

　　誰都知道，這絕對不是杞人憂天。現在，一年過去了，我們大概可以欣慰地說:民族記憶的天空并沒有崩塌。不過，就此而言，一年的時間就更不能算長了。我想，或許我們還是應該將心中的問號再保留一段時間。這是無奈而必要的審慎。

　　盡管如此，我們終究還是可以堅定而樂觀地認定，這一年的時間已經足以證明，最起碼，有兩樣東西可望成為我們民族記憶之庫里的珍貴寶藏:志愿者和慈善。

　　二

　　大規模群體型的志愿者從2008年起開始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而5·12汶川大地震則將他們永遠地鐫刻在了中華歷史的豐碑之上。報告文學家陳歆耕先生的《廢墟上的覺醒——關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問卷調查》是偉大的中華志愿者的最佳寫照，我們應該凝視這本書的“附錄”，其中記錄的，正是數以百萬計的志愿者的代表。

　　雷達先生用飽含感情的筆寫道:“志愿者隊伍，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救災勁旅，它的出現和參戰，應當說是史無前例的。……它的出現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令人振奮，表明抗震救災不再僅僅是國家行為，也是社會成員自覺自愿的個人行為。……他們坐飛機，乘火車，搭班車，自駕車，甚至翻山越嶺，長途跋涉，從天南海北奔赴汶川災區，匯成了一支志愿者大軍。……志愿者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炫目的光環，沒有個人動機，在做了大量工作，離開災區后，他們中很多人謝絕采訪，甚至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姓名。然而他們卻在最危險最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奔赴災區，默默無聞地為災區群眾，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無私的奉獻，把愛心傳遞到水深火熱的受災同胞的心坎上。”

　　李美皆女士把大規模志愿者的出現稱為“‘井噴式’的集體道義”。正是這樣的井噴，和大地震激發出來的熾熱巖漿一樣，燒灼著全世界人的眼睛和心靈。全世界人都感恩感佩地仰望著他們披滿塵埃的疲憊身影。我也曾經寫道:“我們看見了，數不清的志愿者背負著物資，扶挽著傷員，出現在每一處危險的地方”，“不少人甚至自己行動起來，直接奔赴災區，深入到最危險的第一線。那些背著沉重的背包，在道路盡毀的受災山區兼程前行的人，令全世界敬佩。這是個人行為，但和‘個人主義’無關。這是一種巨大的渴望，渴望在民族和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將自己的力量匯聚到全民的努力之中。這才是至高至大的‘個人’，由這樣的‘個人’所組成的民族，才能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距離汶川大地震一年以后的今天，我們看到，作為大地震“非常態”的中華志愿者，已經轉化為平和寧靜歲月里的“常態”了。在每一個需要幫助和關心的場合，我們都可以看見志愿者的身影了。

　　中華志愿者是中華民間社會走向成熟、具有力量的歷史性標志，我相信，他們已經成為巍峨的歷史分水嶺。也許，在今后的日子里，還會有旁流斜水；甚或那樣的旁流斜水偶爾還會沖決人們的道德堤壩。但是，我更相信，最終，這些旁流斜水都將接受中華志愿者這道分水嶺的規范，或是流入正道，或是消失蒸發。

　　三

　　和志愿者一樣溫暖我們的還有慈善。中國新時期的慈善事業起步在汶川大地震之前，正是在這場巨大的自然災害中，彰顯出了無與倫比的力量。正是汶川大地震，使我們整個民族對于慈善有了嶄新的切身認識。

　　中國的慈善是偉大的改革開放的途中產物和新時期的見證。慈善在中國歷史上重新出現，是一個其意義有待于我們進一步體認的歷史性事件，是我們在歷經曲折和磨難之后，對包括慈善在內的諸多核心文化概念撥亂反正的結果。曾幾何時，慈善這樣的概念居然并不具有正面的價值，無論是在文學作品，還是在影視作品里，“善人”基本上都等同于“壞人”和“惡人”，“善”字的前面被人為地打上了“偽”的印記。不能不說，這在人類的歷史是罕見的。值得慶幸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這樣的可悲而荒唐的現象終究成了歷史的記憶。

　　新時期的慈善正是伴隨著思想解放應運而生的，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新時期的慈善事業從一開始就具備了鮮明的中國的時代特色:在匯聚社會和民間力量關注、幫扶、救助弱勢群體的同時，也彰顯了新時期的中國理性反思的巨大的精神和文化力量。

　　我們認識到，“人之初，性本善”，不僅沒有切實的經典依據，也不盡符合我們的人生經驗。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的，是人性確實具有內在的向善的可能性。如何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混淆之后，重新激發出人性中的善，從一開始就是新時期的中國慈善事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成功地應對這個挑戰，則不僅是重新起步的中國慈善事業新時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所影響的更是對人性這個最根本的社會問題的反思。

　　新時期中國慈善事業的中國特色就是由這項事業的獨特歷史背景和獨特的復興道路所決定的。我們艱難但快速地擺脫了慈善和人性、階級性的說不清也道不明的牽扯，新時期中國慈善事業，成功地從中國傳統的儒家等差之愛、墨家兼愛以及相關的慈善歷史中找尋到了有力的資源，并且同樣成功地進行了和西方博愛思想的互動交流。這是新時期中國慈善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半部中國的當代史，使得中國人對“運動”，特別是打著集體主義旗號的“全民運動”談虎色變，到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步。這樣的情況是有歷史原因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由此抹殺了“社會動員”的有效性和有益性，那就是重蹈了極端化的覆轍。我們欣喜而欽佩地看到，中國新時期的慈善事業沒有墮入歷史的泥潭，而是從一開始就以“社會動員”的姿態推進慈善事業。特別是汶川大地震，已經充分證明了社會動員型的慈善的強大和有力。

　　汶川大地震中的全民慈善還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和價值。中國慈善事業，開始切斷慈善和某些群體、某些界別的特殊關聯，成功地將慈善倡導為全民、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正是因為這樣，中國慈善還發揮出了巨大的凝聚人心、和諧社會，導人向善的社會整頓完善功能。中國慈善事業在新時期宛如一道甘露，澆灌了個人、家庭和社會，滋養了物質、心靈和精神。這就使慈善事業本身成為了一項現代化的中國所迫切需要的社會教育事業。

　　中國慈善事業由此使全中國人發自內心地體認到，守望相助、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導源于善良人性的公民道德、責任和義務。汶川地震后的慈善行動，近來得到普遍認同的“一模式(一基金，一幫一)”，就是慈善事業的教育作用和功效的最佳體現。

　　這樣的慈善也必將和志愿者一樣，成為我們最珍惜的永恒財富。

　　四

　　一年過去了，作為自然災害的大地震也已經過去了，但是，也許正如我在一年前所講過的那樣，心靈的地震卻才剛剛開始。災區依然在出現著不少令人擔憂的情況，接連有人無法走出心中的陰霾，而用令人唏噓的方式，結束了自己本來是劫后幸存的寶貴生命。所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抗震救災并沒有完全結束，或許，我們還有更加漫長、更長艱難的道路要走。

　　我們紀念，是因為我們不能也不想忘卻；我們不忘卻，是因為我們有太多太多的需要紀念。

　　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山搖地裂，生靈為陷。汶川有難，國報大殤。一方有難，八方馳援。地隔萬里，心連一線。時過一年，哀思綿綿。新屋正起，廢墟已埋。長者有養，傷者有醫，幼者有教。生者堅強，死者安息。謹以告慰。嗚呼哀哉，伏惟尚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