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詩詞中，題贈作家的只有一首，就是寫給丁玲的《臨江仙》，足見毛澤東對丁玲的器重。丁玲與毛澤東的發妻楊開慧是中學時代的同窗好友，早在長沙讀書時就聞知毛澤東的大名，知道他是個奇人。但丁玲與毛澤東的真正接觸，還是她到達延安以后的事。

　　奔延安，受到毛澤東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丁玲是新女性，少年時就渴望自由，傾向革命，在文中流露出了不少針砭時弊的內容和激進詞語，因而1933年在上海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秘密逮捕，關進了監獄，直到1936年秋天，通過中共黨組織的多方營救才獲得自由。出獄后她更加厭惡舊政府,向往新未來，于當年11月初，悄悄地繞過許多關卡，來到心儀多日的延安，見到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毛澤東久聞丁玲的大名，對她的處女作《夢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并不陌生。丁玲的突然到來，他深表歡迎，特在窯洞中為她舉行歡迎宴會。出席宴會的除了毛澤東本人外，還有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素以活潑、開朗稱著的丁玲一身男裝，神似一個俊小伙子，毫無生疏拘束之感，倒像個久別的游子重回到親人身邊一樣，激動得一雙濃眉大眼噙著淚光，當天便向毛澤東介紹了自己的身世。

　　丁玲告訴主席，她家住湖南臨澧縣的蔣家坪，其先祖蔣光業算是明末全國三個半大財主中的半個，而到她祖父時家產已敗。據祖人講，蔣家是李自成的后裔。她于1904年出生，本名叫蔣冰之、蔣偉，曾用名丁冰之、彬芷、從喧，畢業于桃源師范。早在長沙就讀周南女中時就聞知毛澤東的大名，知他是個奇人。又與毛澤東的發妻楊開慧是同窗好友，因兩人志趣相同，說話投機，楊大她3歲，常以姐妹相稱。毛澤東聽完丁玲的自述，不免勾起了往事，稍停一會兒，才用濃重的湘潭話風趣地說：“我們是真正的老鄉啊，老鄉見老鄉，不必淚汪汪了。你比我還小11歲，算個小妹吧！”沒等丁玲答話，他又說：“你大老遠來到這里，打算做點什么事呢？”丁玲干脆堅定地回答：“當紅軍！”毛澤東用慈祥的目光望著面前的假小子：“當紅軍？”丁玲點點頭。毛澤東如詠詩般地說：“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還有一仗打，又能趕得上，跟楊尚昆(時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總政治部副主任)他們前方總政治部上前線去吧。”接著要警衛員叫來楊尚昆，讓他們互相認識。

　　同年11月22日，籌備已久的文化藝術協會(即中國文聯前身)召開成立大會，在會上，田漢、丁玲、成方吾、歐陽山等16人當選為干事(即理事)。次日的干事會上，丁玲當選為中國文學協會主任(即中國作協前身)。11月23日，毛澤東正式批準了丁玲上前線的請求。24日，丁玲輕裝上陣，隨楊尚昆北上來到定邊地區。一個月后，她又隨彭德懷、任弼時領導的一方面軍南下，到了前線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丁玲不讓須眉，一面拿槍作戰，一面揮筆寫作，表現出一位熱血女知識青年的頑強拼搏精神，很快在火線入黨，其事跡與奇文不斷傳到毛澤東耳中，不禁為她特別高興，遂于12月30日揮筆寫出《臨江仙》一詞，用電報發到前線聶榮臻司令部，囑轉給丁玲同志。詞曰：

　　“壁上紅旗落照，西風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可是由于工作調動，丁玲未收到這首詞。多日后，她從前線凱旋，毛澤東滿面春風，與她握手相慶，第一句話就問她：“你上前線后，我為你寫過一首《臨江仙》詞，你可否看到？”丁玲感到奇怪，只好照實回答說：“我沒看到呀！”毛澤東沒作聲，在桌上尋找一張白紙，揮起毛筆，蘸上濃墨，又重寫一遍，含笑遞給她：“你拿去吧！”丁玲望著龍飛鳳舞、瀟灑自如的毛筆字，細細品味，當讀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之句時，受寵若驚，心潮澎湃，不由淚水奪眶而出，連說三個“謝謝主席栽培”。關于主席的詩詞久聞其名，且推崇備至，只是受之有愧，對她太過獎了。

　　毛澤東為她評戲論文

　　丁玲性格外向，又因與毛澤東是老鄉，對主席可敬可親，經常到他住地讀文論詩，毛澤東喜愛提起唐詩“三李”(即李白、李商隱、李賀)、韓愈和宋詞，也談到《三國》、《水滸》、《紅樓夢》與其他古典名著，主席興致勃勃、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妙趣橫生，使丁玲倍感主席學問淵博，特別是對古典文學的精通和運用有如神來，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真是“同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此，她向主席提了個要求，只要他講課，就要通知她去聽講。

　　毛澤東還教她如何去了解、觀察一個人的言行，使她受益匪淺。1937年1月31日，正是徐特立六十周歲生日，毛澤東提議為他的老師祝壽。丁玲和徐夢秋、周小舟三個年輕人買了一塊紅緞子，擬湊一首打油詩相贈。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剛剛寫成，毛澤東來了，看了他們的詩句，大聲念道：“前兩句寫長征的，‘衣服自己縫，馬兒跟著跑’，后兩句寫他們的寄語，“青山與綠水，徐老永不老。”念畢，對他們說：“寫得很實際，了解一個人很不容易，有時要幾年，幾十年，有些人你一生也了解不透。”大家聽得很認真，并發表了感概，七嘴八舌不知不覺扯到又一個老人林伯渠。他是丁玲的真正老鄉，她趁機說：“邊區就像小朝廷，林老就是稱職的財政大臣。”她把話一說完，有些后悔了，知道自己說漏了嘴，擔心主席批評，可是毛澤東反而默認了。

　　這年2月，毛澤東寫信給紅軍后方總政治部羅榮桓，任命丁玲為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一天，毛澤東來到丁玲住處，只見一群從國統區來延安大學的青年們圍著丁玲說說笑笑，大家親如兄妹，開口笑道：“丁玲，你這里有點像文化人的俱樂部，知識分子很喜歡與你接近交朋友，好呀！”丁玲心中如灌蜜一般。

　　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了，毛澤東根據形勢需要，讓丁玲、吳奚如等青年組成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同時政治部任丁玲為團主任兼黨支部書記。毛澤東對她說：“這個工作重要，對你很好，到前方可以接近軍隊，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丁玲倍受鼓舞，周身熱血沸騰，立即向戰友們轉達主席的指示，決心以實際行動回報毛主席的關懷。在出發前夕，他們還向延安各界搞了匯報演出，從未演過戲的丁玲在《老爺》一劇中擔任了主角，而且演得很投入。當她卸裝下臺后，毛澤東便握住她的手說：“啊，丁玲也上臺演戲，好啊！節目也不錯，就這樣干下去。”丁玲臉上驀然一紅，不好意思地說：“主席您看過我演戲了？”毛澤東頷首一笑：“人多，我來遲了一步，前門擠不進去，只好繞后臺進來。”這次毛澤東還給丁玲詳細地談了下去后注意的事項，倏地話鋒一轉，又說到寫作：“我讀過你的文章，似有點名士氣派。”并談了他的看法，對她寄予了厚望。

　　將她與魯迅、茅盾等人并列

　　1941年5月，毛澤東親自題寫報頭的《解放日報》正式創刊，由丁玲負責文藝專欄。她有了用武之地，大顯其才，專欄文章以褒為主，有時也發過一些批評之稿，可是遇上一些小的麻煩。一天，丁玲專程登門請教主席：“主席，您在文章中批評了人家，人家服氣，而我寫的文章，人家為何總有反感呢？”毛澤東望著丁玲焦急渴望的眼神說：“批評人家要事實求是，講點辯證法。”他稍停一下，吸了一口煙，又說：“先把人家的長處說一說，并且要說透，然后再對人家的錯誤或缺點進行批評，他就服氣了。如果我先是批評，有時候就不但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會引起一些誤會、麻煩，這就不好。”丁玲全神貫注靜聽，不斷地點頭。毛澤東還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說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丁玲說：“您的精辟見解，使我茅塞頓開。”她告訴主席，她的童年和少年成長全是取決于母親，她的母親是她終身最難忘的一本書。她暗暗將毛澤東比作長兄和慈母，因此，對他的話字字銘記在腦海中。

　　最后，毛澤東問了她的婚事。丁玲告訴他，早有一個對象，他叫陳明，人品不錯，只是小她13歲，他們相戀了5年，準備最近結婚。毛澤東聽了一樂：“該辦了！”1942年2月，丁玲與陳明終于結合了。毛澤東特意參加了他們的婚禮，還給他們送了一支水筆和日記本。

　　婚后的丁玲創作激情更加高漲，她的作品越來越貼近生活，深受讀者喜愛。1942年5月21日，黨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首次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會上還特地提到丁玲。丁玲有幸聆聽了主席激情洋溢的講話，一時似東風拂面，如春雨潤心，暗下決心要寫出一部反映時代的力作。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報》的副刊刊發了丁玲的報告文學《田保霖》和歐陽山的《活在新社會》。7月1日，毛澤東讀完這兩篇文章，已是凌晨4點，欣然命筆寫了一封短信給他們致賀：“丁玲、歐陽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倆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合作社會議要我講一次話，毫無材料，不知從何講起。除了你們的文章以外，我還想多知道一些呀，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傍晚請來我處一敘，不知是否可以？敬禮！”

　　丁玲收到信后興奮異常，拿著主席的信，速找歐陽山，讓他過目后，兩人于當天下午來到主席住處。毛澤東特地要炊事員做了幾個好菜，留他們吃晚飯。席間詢問了合作社的情況，興致未盡，送他們出門時邊走邊談。臨別時，還囑咐他們，有了新作，先讓他一睹為快。

　　不久，在文藝工作干部會上和高級干部會上，毛澤東均提到《田保霖》，他說：“作家要去寫工農，丁玲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出好文章。”一個月后，丁玲將新作《三日雜記》請主席指教，毛澤東看后，笑逐顏開：“丁玲，你能夠和拐子婆姨睡在一起聊天呀，不錯嘛！”丁玲心中熱呼呼的，渾身是勁，連續寫出了《魍魎世界》、《民間藝人》、《我在霞村的時候》、《袁廣發》等一批頌揚工農兵形象的好作品，又受到毛澤東的夸獎。為了報答毛主席對她的栽培之情，她擬寫一個長篇，反映新解放區的土改斗爭情況，從1946年春動筆寫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歷時兩年完稿。1948年3月在西柏坡,毛澤東讀了這本書的初稿，稱贊不已，遂對身邊的負責同志說：“丁玲很有才氣，就是少一點基層鍛煉，有機會讓她當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關于這本書稿，他及時與丁玲個別交換了意見，作了肯定。丁玲止不住內心激動，坦率地告訴他說：“這本書稿如算成功的話，全是您的指導思想明確和諄諄教誨，說句心里話，我是為了不辜負您的殷切希望而寫出來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都是因為您的《講話》啊！”后來，當毛澤東得知丁玲為寫這本書，吃盡了苦頭，對她更加欽佩，向她投以慈祥贊許的目光，再次鼓勵她更進一步。丁玲表示一定做一名無愧于黨和人民的文藝工作者。

　　同年6月，丁玲在西柏坡給丈夫的信中說到毛主席對她的關懷和培養，還告訴丈夫，主席將她的名字列在魯迅、茅盾、郭沫若一等，這是她做夢也未想過的事。全國解放后，丁玲仍然受到黨的重用，從1950年到1955年底，歷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黨組書記和《文藝報》、《人民文學》主編。

　　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但后來她說，她被打成大右派，那是政治大氣候，不能怪毛主席。她被下放到北大荒后，主席對她的生活一直在關注，多次托總指揮王震詢問她的生活情況，帶書籍和生活日用品給她。1980年10月，她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再版的前言中特地表達對主席的感激之情。

　　○摘自《名人傳記》2009年

　　第5期 柯云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