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兒子披露鮮為人知的“文革”秘密　　　

　　1967年“一月風暴”后，父親、母親相繼被隔離審查，我的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月僅有15塊錢生活費。這點錢根本不夠生活，我每天處于尋食狀態(tài)。身邊的幾個“走資派”子女也一樣，實在餓得不行，我就帶他們跑到小餐館，打打“牙祭”。

　　當時上海的小餐館，每張桌子上有個盤子，里面放著一些點菜用的木夾子，上面有該桌的編號，譬如說5號桌，夾子上就寫著“5”。服務員把客人點的菜名寫在單子上，拿個夾子夾好，送到廚房。大師傅把菜做好了，就把這個菜的夾子夾在盤沿，服務員就憑夾子上的編號上菜。我們就鉆這個空子，先點上三兩個廉價的菜，然后趁沒人注意，把我們桌上的夾子放在遠處的桌子上，再假裝說話等朋友來，讓飯館先不用急著上菜。等到遠處桌子上來了人、點了菜，服務員取走了本應是我們桌上的點菜夾子，上菜時自然就送到我們桌上。我們趕緊狼吞虎咽。當其他桌上的人等急了，大聲喊“怎么還不上菜”時，我們就溜之大吉。當然，每個餐館只能光臨一回，受了窩囊氣的服務員肯定能回憶起我們的模樣。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大中專院校率先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隨著父母們一個個被揪斗、被打成“走資派”，我們這些子女們都成了“黑五類”，每天不得不東躲西藏。文革初期，鐘期光伯伯和凌奔阿姨的家，就成為我弟弟東棋、葉飛家的小楠、小毛，還有譚啟龍家的小馬(譚大駿)的避難所。

　　東棋后來回憶說：“‘一月風暴’后，父親被打倒了。這時候，鐘期光伯伯和凌奔阿姨叫葉小楠找到我，要我到他們那里去。他們家人本來就多，周末再加上我們幾個去吃飯，真是太不容易了。”

　　凌奔阿姨家孩子很多，他們都很有父母之風，與其他孩子親同兄弟姐妹，有飯同吃。凌奔的小女兒娓娓才十二三歲，每天殷勤地給大家洗衣做飯。小楠和小毛都非常喜愛這個十分懂事的小妹妹。那時，坐公共汽車從清華或北大到軍事科學院，每人1毛錢，小楠和小毛都舍不得花這錢，每次都是騎自行車或走路去的。可她們與娓娓一道逛公園時，卻舍得花兩三毛錢給娓娓買山楂糕吃。這可能算得上是在那個艱苦年代里對這位小妹妹的“犒勞”吧。

　　凌奔阿姨把老戰(zhàn)友的孩子都當成自己的孩子，非常關心我們的生活與成長。我們這些住到她家里的孩子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正處在懷春萌動的時期。孩子們情感上的問題本來應該由他們的父母來關心，凌奔阿姨卻成為了大家的“臨時母親”。

　　昔日熱熱鬧鬧地聚在凌奔阿姨家的這些“走資派”子女們，轉眼間都各奔東西，有的下鄉(xiāng)插隊，有的畢業(yè)分配到外地。到了1969年，年紀最小的娓娓也被安排到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臨出發(fā)那天，學校要求把行李送到離家有五站路程的101中學。娓娓正在為行李犯難時，尚未從清華大學畢業(yè)的東棋來了。東棋幫她收拾好了兩大箱子行李，又跑到軍科院食堂借了一輛平板車，送娓娓走上建設兵團的第一步。

　　歲月悠悠，往事灼灼。對于我們這些“走資派”子女們來說，三四十年前的那段艱苦的“黑色時光”，早已成為我們一生中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我的“文革”歲月》 中央文獻出版社)

　　陳小津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