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華：香港其實很悶

　　在香港，林奕華曾經一部接著一部地做通俗劇場，包括青年劇場、學生劇場、同志劇場、政治劇場，再到今天的明星劇場。他是個高產的導演，每年都有新作，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五光十色的香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但林奕華眼中的香港，卻并非理想之地。他要做舞臺劇，要像醫(yī)生一樣，為這個時代把脈。

　　南都周刊記者·羅小敷

　　從1982年的《心經》到2003年的《半生緣》，他曾六度排過張愛玲的作品，被稱作“把握張愛玲性格最準確的導演”；中國的四大名著里，他排過《水滸傳》、《西游記》，卻堅持“絕不忠實于原著”的原則，劇情幾乎與原著無關，只是借用“名著”符號。

　　四月底開始在內地巡演的《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主題是“生活與生存”。它的靈感源自去年5·12地震期間林奕華的內地行，他想探討現代城市人為什么會生活得不快樂。這一次的明星搭檔是張艾嘉和鄭元暢。張艾嘉花五天時間寫成了劇本，并在其中擔任作風強硬的女上司，為了在職場上殺出一條血路，懂得恰到好處地賣弄嫵媚，踏著男人的肩膀和婚姻的尸骨往上爬。

　　多次排過張愛玲作品的舞臺劇的林奕華，下一個目標是《小團圓》。這部被看作是張愛玲自傳的遺作最近一直是他隨身攜帶的物品之一。他有些孩子氣，在被問到請誰來演《小團圓》里的張愛玲時，原本想憋住不說，卻還是忍不住透露是那個曾經在電視劇里演過張愛玲的演員，自己又要補充一句：范圍太小了啊。

　　五十歲的男人，白色短袖T恤加休閑外套裝扮，輕飄飄地坐在沙發(fā)里，蒼白的臉色與羸弱的身子一如少年，講到激動時齜牙咧嘴、手舞足蹈，難怪有人不無憐惜地形容過他：一個看起來需要呵護的小男孩。林奕華是個需要聽眾的人，而且越是盯著他的眼睛，他越是講得行云流水。他說自己渴望交流，視線離開他時，他會突然變得煩躁不安，眉頭緊鎖。對記者來說，林奕華是個很好的采訪對象，表達欲強，口才好，而且精力旺盛，滔滔不絕說上三五個小時不成問題。然而他的話并不都像他的外形一樣“溫婉”，林奕華批評人毫不留情，尖銳犀利。他是個對現實永遠充滿意見的人：香港人頭腦簡單心理復雜，香港文化缺乏創(chuàng)新，香港的歌詞都寫得太林夕......他說，你們內地人，總是不愿意承認，香港其實很悶。

　　“我的戲劇屬于需要思考的類型”

　　南都周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為什么要關注上班族？

　　林奕華：5·12地震后，我跟張艾嘉聊天，提到我在內地巡演時，看到許多二線城市都在“追”建筑、城市建設等，要把它弄得更像一個一線城市。大家都覺得城市好，因為可以達成許多事情。我們想要達成什么？那就是我們的欲望。當欲望不容易實現時，就產生焦慮和不安全感。地震來了后，大家開始反省城市是否應走得那么快。這是個很城市化的問題，而城市里上班族最多。其實，上班族在這部戲里也是一種比喻，不完全是針對上班族這群人，而是指現代人，探討城市人為什么會生活得不快樂。

　　南都周刊：談談和張艾嘉的合作？

　　林奕華：我們一直保持聯系，常常見面聊天，互相供給養(yǎng)分。大概去年，大家都覺得我們可以合作做一個東西了，但我希望它是原創(chuàng)，出發(fā)點不再是某部文學名著，而是從生活本身出發(fā)，我就跟她提出，是不是可以從地震出發(fā)，以生活與生存為題。她聽后很有同感，《生活與生存》的劇本是她寫的，前后只用了短短5天時間。我們是先有“生活與生存”這個主題，然后再加了“華麗上班族”這個前綴。很有趣的是，當這部戲開始排時，又碰上了金融海嘯。從地震到海嘯，從大自然到人類文明，兩種災難的相繼發(fā)生，讓生活與生存這個命題在2008年成為大家思考的問題，我們這部戲里剛好都兼顧到了。

　　南都周刊：內地的舞臺劇是否處于香港曾經的某一個發(fā)展階段？

　　林奕華：很難類比。香港只有一個香港，但是內地有很多城市。總的來說，兩個地方的政府對舞臺劇的支持力度不同。我們是香港文化發(fā)展局一年資助團體，每年給一筆錢。這筆錢今年大概是80萬港幣。另外，我們劇場很多，挺多演出空間和舞臺，即使不是戲劇大亨，作為一年期的團體每年都還是會有固定演出。內地的導演可能還是要靠自己。

　　近年香港電影市場不景氣，很多人轉做舞臺劇，有些電影演員也愿意踏上話劇的舞臺，過去兩三年，香港的戲劇市場很蓬勃。北京上海的戲劇市場這幾年也冒出很多戲劇導演，他們做一些比較商業(yè)的戲，很受白領或草根的歡迎。

　　南都周刊：有人批評以孟京輝作品為代表的內地舞臺劇越來越商業(yè)化。

　　林奕華：不是所有戲劇都需要思考。我的作品應該屬于需要思考的類型。

　　南都周刊：內地觀眾與香港觀眾對舞臺劇作品的反應可能不一樣？

　　林奕華：內地的觀眾對于他們沒見過的戲劇形式有一定的接受度。沒有一部作品會讓所有人接受。人常常活在一種孤獨的狀態(tài)，其實戲劇就是要找出這種狀態(tài)。我常說，我的戲的目標就是打造一面又一面的鏡子，有時候在同一部作品里，可能有超過20面的鏡子，這就成了一個萬花筒，幫助我們看到千變萬化的世界，看到自己。

　　南都周刊：張愛玲的小說很火，但是拍成電影電視劇卻很難火。您前后排過六部張愛玲的作品，您怎么看？

　　林奕華：很多導演還沒有真正地跟張愛玲對話，我很在意我是否能有一個對的“形式”與她對話。比如說我接下來要做《小團圓》，我把它當一本回憶錄看。如果當作故事書來看，當然不是本好看的書，但它只是寫給自己看的，充滿了意識流。這本書讓我看到一個破碎的家庭，剛好在一個分裂的國家，當兩個分裂撞在一起，一個敏感女孩，她怎么認知愛，追求被愛，這是我改編《小團圓》時更有興趣去表達的東西。

　　“紅了一個林夕，死了很多不是林夕的人”

　　南都周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看起來也是在說欲望。

　　林奕華：做戲劇導演就像醫(yī)生一樣在為這個時代把脈。欲望不只是針對某部戲而存在。這個時代的文化，一直在提醒所有的人，你必須是個VIP。在《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里，講的正是現代人追求他所以為的是理想的東西，卻不知道這些東西不是從自己出發(fā)的理想，而是商人告訴他的。舉個例子，為什么廣東的情歌絕大部分都是關于失戀的？為什么林夕要寫那么多主題相同的歌詞？因為絕大部分人都失戀過，寫歌的人不去寫戀愛真幸福的歌，這也是由市場決定的。

　　南都周刊：您曾說過“林夕給年輕人設計了戀愛”，打算出一本書寫寫林夕、周星馳這些對香港文化影響深遠的人。

　　林奕華：再過20年后回頭看林夕寫的歌，其實只有一個題材，那就是，為什么沒有人愛我。從某一個角度講，這是一個時代的氛圍。但另外，也可以說他不是一個思想家，如果他是，他早就可以超脫只是提供不同的方程式來滿足這個市場的需要。林夕只是在文字和技術上帶領了潮流，并沒有思想創(chuàng)新。然而，別人很容易把技術學了去。林夕的歌詞有一種無力感，是一種宿命。這些歌就像我們去買一些餅干、糖、洋芋片等，里面有非常多的情感味精。當整個市場只會賣一種東西時，其它的可能性就沒辦法出來。這就是一個保守的社會，一個不尊重多元化發(fā)展的社會文化帶來的不平等。所有的歌星都希望找林夕來作詞，因為他的歌賣得好，這就是市場的絕對主導。所以，我們紅了一個林夕，但是我們死了很多不是林夕的人。

　　南都周刊：香港消費文化的影響？

　　林奕華：不完全是。香港有一種特質，它不提倡多元化。香港人也不太在意個性。香港人幾十年來只看無線電視翡翠臺，大部分報刊雜志都像《蘋果日報》、《壹周刊》，沒有很多類型。香港人的這種特質從殖民地時代形成，學校或者家庭教育都是最好不要太有自己的想法，人生的路最好是一條直線。這條路不見得最快樂，也不見得最辛苦。大部分人都以這個為范本，盡量接近它。當你這樣做時，你同時也會感覺到空虛，因為沒有自己的東西，他們內心很復雜。所以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頭腦簡單心理卻很復雜。

　　南都周刊：你對香港文化很失望？林奕華：內地人看到香港，因為有距離，怎么看都覺得是好的。他們沒看到香港文化中的許多東西正在死掉，他們會說，即使是死，也死得很哀艷。他們不愿承認香港人其實很悶。其實你只要看看，港劇、K歌、電影、雜志......香港的許多東西都一樣，內地的人看不到這一點。大家都活在一個不愿意清醒的世界里，這種幻想是集體在營造，把幻想戳破就是在出賣別人。我都那么老了，難道要再安排我去當國王的新衣里的那個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