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芪蚁氘攤�旁觀者

　　許知遠，1976年出生，2000年畢業(yè)于北大計算機系微電子專業(yè)，曾任《經(jīng)濟觀察報》主筆，現(xiàn)為《生活》雜志出版人，《亞洲周刊》與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ǎng)專欄作家，他也是單向街書店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出版了《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納斯達克的一代》、《昨日與明日》、《思想的冒險》、《轉折年代》、《新聞業(yè)的懷鄉(xiāng)病》、《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中國紀事》等。

　　記：你是公共知識分子寫作還是獨立知識分子寫作？是智力迷戀者嗎？

　　許：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具有公共性，而知識分子的前提是獨立性，這兩個公共性與獨立性都包含在知識分子的涵義里，沒法作區(qū)分。這兩者當然是一體的。我當然是智力迷戀者，很多知識分子或以寫作為業(yè)、以思想為業(yè)的人，都會對智力產(chǎn)生迷戀感。

　　記：《醒來》從曾胡左李那一代的讀書人開始，講到李鴻章、梁啟超、胡適、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一直講到了“海龜”張朝陽。你認為這些人在一百多年里面，對塑造中國今天的歷史進程和面貌作用非常大？

　　許：他們都以不同方式推動這個國家的改變。這幾代人面臨著類似的挑戰(zhàn)，這個挑戰(zhàn)從來沒有減輕過，他們的工作是如何喚醒這個國家、喚醒大部分人去成為更獨立的現(xiàn)代社會中的個體、個人，當然對國家的強盛欲望超過了喚醒人。

　　《中國不高興》是垃圾

　　記：吳曉波為《醒來》寫的序文開頭，引用了奈保爾的一句話來闡釋你的姿態(tài)：“祖國，于我是一個難以表述的國家。”為什么你會用完全迥異于《中國不高興》的敘說方式來撫摸中國、想象中國、詰問中國？

　　許：《中國不高興》從來不是書的敘事，完全是垃圾作品，那不是書啊！為什么要跟它一樣呢？我們兩者之間不存在著可比性。

　　最大危機是人的貶值

　　記：現(xiàn)在是物欲高漲時代，金融危機和信仰危機雙重擠壓下，在“鍍金時代”里，最可怕的危機在哪里？當下年輕人該如何自處？

　　許：最大危機是人的貶值，人僅僅作為經(jīng)濟動物的存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靈魂的時代。我也不知道當下年輕人應該怎么辦，現(xiàn)在又是一個快速文化時代，人會變成一種很淺薄和狂躁的動物，就像聊QQ一樣，是一種即刻反應，因為人所有的審美能力和想象能力是建立在人的專注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上，這種想象力和專注力都在巨大喪失，他們都不覺得。

　　于丹完全迎合這個時代

　　記：怎么看90年代以來勃興的國學熱和《百家講壇》熱？

　　許：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很豐富的，你看百家爭鳴那個年代，中國人是非常豐富的，各種各樣的不同想法和不同情感。于丹是迎合性方式，搞成人際關系怎么樣，完全迎合這個時代，跟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任何關系。

　　重建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非常艱難

　　記：你是勤勉的專欄撰寫者，“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為《金融時報》、《亞洲周刊》等寫專欄，你受到史景遷、李文森、沃爾特·李普曼、托馬斯·弗里德曼影響很大，你的野心是成為那樣的專欄作家嗎？還是別的什么，比如說想重建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認為一名知識分子可以對社會進程和政治家產(chǎn)生關鍵影響力？

　　許：還在寫專欄。受史景遷影響。不要試圖成為另外一個人吧，你也成為不了。他們會啟發(fā)我，你只能成為你自己，很難成為別人。重建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非常艱難，但一切皆有可能吧。每個人都有自己一些的工作來做，對我來說，建立這種傳統(tǒng)或者說對這種傳統(tǒng)提供一點點幫助和建設性東西，這是我的義務和個人興趣所在。

　　記：你被外界描述成一個充滿焦慮和傳播焦慮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很多人都說你是西方觀點的二道販子，言必稱大師，你喜歡別人稱你為專欄作家、記者還是公眾知識分子呢？中國現(xiàn)在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肩負什么樣的任務和角色？

　　許：我想當個作家，沒想那么多。某種程度上，我想當個旁觀者吧。現(xiàn)代分工制度是現(xiàn)代事情，之前所有人都可以作為一個旁觀者、思考者身份出現(xiàn)，可以思考任何問題，對任何問題提出某種看法，這是一個豐富、健全的個人，我希望不被專業(yè)分工所限制。

　　標簽你愿意加就加嘛

　　記：當時明月在《走入歷史的許知遠》一文中寫道：“許知遠對于工業(yè)文明下精神世界的貧瘠和知識分子使命感缺失的痛心和反思成為新世紀中國的一道獨特風景。少年盛名下，卻難有一絲得意和忘乎所以，站在時代高處的獨自憂傷是許知遠的別樣標簽。”是這樣子嗎？

　　許：挺嚇人！現(xiàn)在社會扭曲狀態(tài)下，任何正常反應會變成很奇特的反應，這個人很有正義感，這個人變得像怪物一樣；這個人誠實、自豪，這個人就很變態(tài)，中國變成這樣一種狀態(tài)。我做的所有事情，是正常的知識分子所做的表達方式，在這樣一個時代，你不再感到焦慮嗎？事實上很多人感到很焦慮。在這樣一個時代，你不應該對荷爾蒙充滿了批評態(tài)度嗎？確實應該嘛。我沒覺得我做了什么事情，只是正常反應而已。這個時代需要標簽嘛，標簽作用是不需要理解你，比如這個女人是什么樣子，不需要跟你解釋是什么人，背個LV包，我就告訴你是什么人了；或者說我穿了paul smith襯衫，就告訴你我是什么人了。標簽是完成了簡化的過程，標簽會變成理解嘛，你說你是憤青，好，我不跟你爭了，你是憤青；標簽你愿意加就加嘛，跟我沒關系。

　　我從來不在文壇里面

　　記：作為一個作家，你對當下文壇、文學界怎么看？對80后作家有何看法？

　　許：我不了解，我從來不在文壇里面。也沒什么看法，文學界存在一個界嗎？已經(jīng)非常零散了，不像80年代是一個整體性的一種聲音，文學是用來解放個人或對抗過去遺留的固化思維方式，現(xiàn)在還這樣嗎？文學已經(jīng)四分五裂了，他們不會有自己的聲音，整體上退卻了，整體上在社會上邊緣化了。因為作家依靠的是價值觀和藝術能力，他們可能失去了發(fā)言能力和觀察能力，當下失語，除非偶爾加入語言的泡沫狂歡，那非常無聊，不提供新的價值觀，只提供新的語言喧囂而已。我不了解80后，我沒看過他們寫的東西，非常早的被市場化了，大家談論80后，不是因為具體人和思想是怎么樣子，就是談的文化現(xiàn)象，人作為文化現(xiàn)象的一部分，這對人是很大的傷害。

　　文/記者 袁毅 圖/記者 何曉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