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白一黑”問題

　　上海物價是會議的重頭戲，陳云把它歸結為“兩白一黑”的供應問題。“兩白”，一個是大米，一個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陳云在財經會議上給大家算了筆賬：1949年5月底，上海一共有550萬人，扣除原本的農村人口和陸續還鄉的人口，實際只有400萬人。以每人每月平均供應22斤米計算，每天有300萬斤糧食就夠用了。

　　而300萬斤糧食是可以保證供應的。上海每天由政府配售大米100萬斤，自由上市的大米約80萬斤。當時上海的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市場上每天出售的面粉大概可抵80萬斤大米。三者相加，就是260萬斤，離實際所需只差幾十萬斤。通過幾天實地走訪，陳云發現，大部分市民家里都存有一部分“應急米”，以備不時之需，恰恰可以彌補暫時供應不足的幾十萬斤。

　　棉花的供應也與之類似。在接下來的8月至11月，每周按開工4天計算，上海加上青島生產需棉79萬擔。各地現有存棉48萬擔，加上向華東、華北、西北購棉31萬擔，可以夠用。

　　陳云這么一算，細致具體又切實可行，大家心里都踏實了不少。

　　事實上，為上海市調運、配售糧食的事，在財經會議召開之前就開始了。

　　楊波老人記得，當時的鐵路公路恢復較慢，汽車也少，運輸主要走水路。調運糧食的命令便“順江而下”，江蘇、浙江等地都往上海運糧，浩浩蕩蕩的送糧船在長江里往來航行。

　　那個時候，全國解放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不一，有的地方富裕一些，有的地方困難一些。從富裕地區調運糧食棉花和煤炭比較容易，從困難地區調撥物資自然麻煩一些。

　　但是陳云明確提出，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因為上海物價如果出現波動，必然影響全國；上海又是全國的工業制造中心，只要上海不停工，生產出來的紡織品和其它工業產品就可以支援全國和作戰前線。所以，困難大的時候，陳云就親自下達命令，布置運輸。地方上一見是陳云的命令，就明白事關重大，二話不說堅決執行。

　　事后統計，7月份中財委通過從各地調撥在上海拋售的棉紗、棉布、大米和面粉分別達到了市場成交總量的37.3%、76.8%、36.3%和34.1%，極大程度上拖住了物價上漲的幅度。

　　到7月底8月初，江蘇常州以西、安徽蕪湖以及皖北的早稻開始收獲，價格比上海要低，這一次的物價波動才算平息下來。

　　惡性通脹一觸即發

　　除了解決上海問題，上海財經會議還另有重要任務——統一安排后4個月全國的財經工作。討論過程中，不少人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議題：票子能不能少發點？

　　當時，最棘手的經濟問題就是通貨膨脹。通脹原因一方面在于投機推動，但鈔票發行量過大才是根本。削減支出、減少貨幣發行量，對抑制通脹來說，無疑是個釜底抽薪的好辦法。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貨幣能少發么？

　　新中國就快成立了，中央財政卻還是積貧積弱——城市工商業尚待恢復整頓，財政收入主要靠征公糧。老解放區公糧負擔已經很重，新解放區又剛剛開征，數量有限。

　　政府收入少，支出則與日俱增——進軍華南、西南的大戰役即將全面展開，軍費開支不可小覷；解放區軍政人員再加上新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全國“吃官飯”的達到650萬人以上；再加上趕修鐵路、賑濟水災等支出，全國1949年下半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到5800億元。

　　除了財政赤字，為保證生產、穩定市場，國營貿易機構還必須收購必要數量的糧食、新棉、生絲、桐油、茶葉、煙葉、生油、豬鬃等等。上海財經會議上匯總各區情況，計算出收購共需4700億元，其中現鈔收購3400億元，這部分現鈔也只能依靠銀行發行人民幣。

　　8月8日，陳云在大會上做了報告。他認為，票子不可能少發，通貨膨脹還會持續，但通脹率可以控制。

　　按照陳云等人的計算，8月、9月、10月每個月需要發行人民幣1633億元，以7月底鈔票發行總量2800億元為基數，每月發行指數將增加58%，物價指數也應該上漲58%。到了冬季，考慮到解放區擴大，農產品上市，工業生產逐漸恢復等因素，物價上漲率有可能降低。綜合種種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眾人估計，下半年每月物價上漲率應該保持在50%上下。這是一個盡管比較樂觀、但也比較實事求是的估計。

　　只不過，事態的發展超乎預計。

　　從1949年8月份開始，華南、西北戰事進展神速，軍費開支進一步增加。到10月底，人民幣累計發行1.1萬億元，比7月底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萬億元，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數倍于原先的增長預計。與此同時，物資供應明顯不足，西北、西南、華南等新解放地區或是工業稀少、或是生產停頓，需要大批物資支援，華北主要糧食產區又因水災而減產減量。

　　新一輪危機的起點依然是上海。

　　依靠全國的大力支援，上海在7月底8月初成功地穩住了物價。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全國物價的洼地，埋下了危機的種子。因為上海物價偏低，貨源又相對充足，各地商販都跑到上海來進貨。

　　貨幣量大，貨物量少，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一觸即發。

　　“軍隊向前進，人民幣向后退”

　　大概誰也沒想到，人民軍隊的所向披靡竟然也影響到了上海物價。

　　蘭州、西寧、銀川、廣州、貴陽……解放軍打到哪里，人民幣就跟到哪里。按理說，解放地區越大，貨幣吸收量應該更多；問題在于，華南、西北等地物資緊俏，當地商人便揣著人民幣跑到上海來進貨，有些部隊甚至直接派人到上海添置所需。這就出現了“軍隊向前進，人民幣向后退”的怪現象。結果，本就過量發行的人民幣又進一步集中到了上海、天津、武漢等幾個大城市，尤其是上海。

　　1949年10月中旬，華南商人北上套購紗布，使得紗布價格猛漲，引發新一輪漲風。糧食、棉紗、五金、化工等產品價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飆突進。忍受了十多年惡性通貨膨脹的老百姓頓時慌了手腳，舉國驚恐。中央人民政府開會的時候，甚至有委員憂心忡忡地指出：物價再這么漲下去，人民幣就會變得跟國民黨的金圓券一樣了。

　　對于這些情況，中財委方面其實早有預料。

　　楊波老人記得，上海財經會議之后，陳云就規定貿易處每天都要制作2張統計表。一張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漢、西安(后來又增加了廣州)等幾個大城市的物價變動表；另一張是國家掌握的物資庫存情況表。每天下午，負責收集數據的同志就忙活起來，各種絕密數據通過電報、電話從四面八方源源不斷地匯聚到中財委。有關物價的數據來得最晚，夜里11點多鐘才能陸續傳來。深更半夜，貿易處總會傳來清脆的算盤聲，噼里啪啦不絕于耳。楊波說，他們必須趕在12點之前把所有數據算好，送到陳云辦公室。陳云第二天上班的頭一件事就是研究這些數據表。

　　陳云早就預感到一場大的經濟風暴將要來臨。

　　10月3日，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估計物價仍將繼續上漲，且有發生“劇烈跳躍之可能”。

　　陳云還發現，上海是由于紗布短缺繼而引起投機。但北方情況有所不同，10月27日，京綏鐵路(北京至綏遠)因察北發生鼠疫暫時封閉，運糧通道堵塞，北方的投機勢力開始對糧食虎視眈眈。

　　若兩方都成了氣候，中財委將不得不兩線作戰腹背受敵。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中財委決定先穩住北方地區。

　　“空城計”

　　北方作戰的關鍵還是調糧，陳云急電東北地區，要求緊急調撥糧食支援華北市場。他特意指派中財委副秘書長曹菊如趕往沈陽，坐鎮指揮，確保每天發運一趟列車的糧食到北京。

　　與此同時，北京市開始大張旗鼓地在天壇的空場上曬秋糧，同時又組織人拿席子圍糧垛，預備將來存儲糧。昔日祭天的皇家圣地里一片勞作景象，場面熱火朝天。到天壇的游人可不在少數，消息很快就散布出去。人們紛紛傳言：政府手里的糧食多著吶！都是從東北運來的。

　　投機商販趕緊跑來打探實情，不看不要緊，一看更發慌——所圍的糧垛數量居然每天都在增加，工人們還加班加點、一片忙碌。有沉不住氣的投機商偷偷開始放糧了。他們哪里知道，這其實是中財委特意安排的一出“空城計”！

　　與此同時，北京各界對于嚴懲投機商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有個人人喊打的投機糧商叫王振廷，他藏匿拒售，囤積居奇，曾被舊政權逮捕收押。北平解放后，軍管會本著寬大為懷的宗旨釋放了他。誰知他貪婪成性，陽奉陰違。這次察北鼠疫、京綏線停車，王振廷一看機會又到，開始趁火打劫、一日漲價三次，拼命制造“糧荒”空氣。這一回，新政府可沒再放過他。北京軍管會順應民意迅速行動，將王振廷為首的16名不法糧商繩之以法。

　　軟硬兼施果然奏效，京津地區本已抬頭的物價在11月上旬開始回跌。

　　這廂騰出手來，中財委便可以集中全力對付上海的投機勢力。此前，上海已是十萬火急。

　　華東財委按照以往的對抗經驗，指令國營公司全力拋售。從10月10日開始，每天拋出二三十億元的紗布和糧食，但物價飆漲依舊。11月7日，糧油公司總共拋售大米5.8萬余石(1石約為100斤)，相當于平時市場成交總量的兩倍以上，但大米價格仍然上漲。平價拋售進一步造成上海物資價格低于其它城市，全國的游動資本吹響了進軍上海的集結號。10月、11月間匯入上海的錢款比匯出的數量多出202億元。就算上海的物資再多，也難抵各地游資的圍攻，物價再也壓不住了。

　　等待時機

　　11月8日，中財委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急電。

　　華東財委在電報中提出：“此次上海物價波動，我們不斷拋出物資托住物價，中間曾有三度短期(兩三天)的回平，但全國各地對平穩物價步調未能統一，此起彼伏，互相影響，給投機者以機會，增加了平穩物價的困難。”

　　華東財委的意見與中財委的分析是一致的。這一次，政府面對的是全國的投機勢力，單從上海一地來看，拋售數量確實不小，但從全國來看，卻不足以平抑漲風。在投機資本充裕的時候，低價拋售，反而讓投機商人大占便宜。

　　怎么辦？

　　以行政手段“凍結物價”是一條路，但會在抑制投機的同時，也抑制了正常的市場調節，反而會損害政府的調控能力。

　　更可行的辦法依然是依靠拋售物資來使市場平穩。

　　此時，新中國已經成立一月有余，國家公糧收入中，除了供給制人員的口糧外，還可以拿出一部分來供應市場，加上供銷合作組織收購的糧食，可用作商品調用的糧食已經不下50億斤；國營中紡公司所掌握的棉紗將近全國產量的一半，棉布則超過一半。這些物資實際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統一支配和調運。

　　但陳云遲遲沒有動手。

　　這可急壞了一些中財委委員。當時中財委有委員50位，很多都是懂經濟和城市管理的黨外民主人士。陳云對他們一向敬重有加，虛心求教。曾有天晚上10點多鐘了，陳云還

　　拖住在上海金融界、工商界打拼多年的章乃器先生，讓章先生給講講外匯問題。章先生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貢獻了許多好點子。

　　章乃器后來向自己的兒子回憶說，物價斗爭時，他心急火燎，曾幾次找到陳云，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加壓力，穩住物價。

　　但這一回，陳云沒有采納章乃器的建議。

　　時機還沒到。陳云曾將中財委所能調運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做了比較，結果發現手中的物資全加起來也不足以抵消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我們手里的物資少，投機商可以調用的資本多，如果貿然拋售物資，只能被對手吸走，根本起不了作用。

　　資本的本性是貪婪。這一回，陳云就要利用資本的貪婪來布一個“局”。

　　12道密令

　　11月12日晚，陳云草擬了一份電報，并連夜上報中央。

　　周恩來看后，當即在電文上做了一個突破常規的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后送閱。”

　　毛澤東當時正在準備前往莫斯科的國事訪問，確實還沒睡。電文送至案頭，主席看后當即批示“即刻發”，“發后再送劉、朱”。

　　11月13日，這封爭分奪秒制定出的電報秘密發往全國各地的財政金融部門。

　　電報上，有12道密令。

　　這12道密令指示貿易、財稅、金融三方部門全面動員。主要內容包括：

　　各地貿易公司，除必須應付門售者外，暫時不宜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要求東北自11月15日至30日，每日運糧1000萬至1200萬斤入關；派員前往上海、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紗布存量，以便行動；還令西北財委派員將隴海路沿線積存的紗布，盡速運抵西安；同時收緊銀根，下令人民銀行總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暫停貸款，開征稅收，遲發地方經費……

　　電報發出之后，中財委迅即派出大批工作人員奔赴各地，幫忙調運糧食。

　　位于北京的貿易部里架起了長途電話線，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中財委秘書長薛暮橋親自坐鎮統一指揮。幾大重要城市每晚電話匯報：市場糧食賣出多少，買進多少，當日價格多少，投機商人吃進多少，吐出多少。中財委每天商討決定糧棉的次日開牌價，以及需要拋賣多少，買入多少。

　　戰役總指揮陳云更是夙興夜寐、日夜操勞。陳云后來回憶說：“解放時，我45歲。那時，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開會，晚上同周總理談，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滿滿的。”陸愷悌是陳云一位老友之子，當時在北京上學，每逢假日就住在陳云家里，他常常在深夜聽到陳云屋里傳來撥打算盤的聲音。

　　就在這噼里啪啦的算珠聲中，一場殲滅戰的埋伏圈在千里之外飛快地形成。

　　欲擒故縱

　　時值秋后，各地公糧陸續征收上來，這為中財委調運物資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短短數日，中財委便從東北調集糧食6000萬斤，京津地區準備布匹35萬匹(1匹約為33米)、棉紗5000件(1件約為360斤)，上海準備了棉布11萬匹、棉紗28000件，武漢準備了棉布30萬匹、棉紗8000件，西安準備棉布40萬匹。大量物資集結完畢，比原來預定的11月25日至30日提前了五六天。

　　11月20日，戰事進入第二階段。當日，中財委發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地的國營貿易公司準備出足夠數量的糧食、紗布等重要物資，開始出售。

　　投機商人們正為連續幾天國營貿易公司的“惜售”而憋悶不已，一看又有物資放出，也不管價錢，一窩蜂地撲上來吃進。這些人也許沒有注意到，各地國營公司在放出物資的同時，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價。

　　政府的買賣居然也跟著放漲物價！誰也沒明白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

　　投機商們只是打著自己的小算盤。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緊俏商品一天就能漲好幾輪。所以，管它價格高低，只要東西到手，一倒手當天就能掙到錢。不但可以應付拆借利息，更可以獲得暴利。他們只顧瘋狂吃進，兜里的鈔票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嘩嘩吸走。銀行抽緊了銀根，這些人就向高

　　利貸借款。市場日拆(按日計息)暗息在11月初還只有14%。，后來又升至51%。，最后居然到了100%。。

　　到了11月24日，國營公司出售的物資價格已與黑市價格相當。這個當口，總體物價水平與7月底相比已經上漲了大約2.2倍。在此價格水平上，中財委所掌握的物資已與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相當——這意味著雙方實力已然對等，可以放手一搏。陳云當機立斷，決定收網。

　　他之所以遲遲沒有動手、又放任甚至助推物價上漲，等的就是這個時間點！

　　決戰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漢、沈陽、西安等大城市的國營貿易公司同時開始大量拋售紗布。一邊拋售，一邊不斷調低牌價。

　　開始的時候投機商還頻頻接招，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的物資向滾雪球一樣拋售出來，而且越拋越快，他們手里的資金很快就不夠用了。

　　這個節骨眼兒上，中財委幾路進兵。首先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與公安部門經過充分準備，對地下錢莊進行了突擊清查，查獲地下錢莊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黃金、銀元和美鈔。這一招截斷了投機資本的資金來源。接著，中財委又規定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規定私營工廠不許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同時加緊征稅，遲交一天，就得罰款稅金的3%。

　　投機資本陣腳大亂，他們趕緊拋售手中那些高價吃進的紗布。但他們“割肉”越多，虧得越多，市場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國營公司的降價推動，上海的棉紗價格在一天之內就掉了一半下來。

　　直到這時，投機商們才看清共產黨“以退為進”的手段！

　　政府連續拋售10天以后，糧棉等商品價格總計猛跌了三四成。許多投機資本被高利貸、工人工資和稅款三道“枷鎖”壓得喘不過氣來，有人跳樓自殺，有人逃往香港，參與投機的私營錢莊也因大筆貸款收不回來而虧損破產。上海的私營糧食批發商一下子倒閉幾十家，棉布行投機商虧蝕了253億元。

　　年輕的共和國在經濟領域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

　　上海工商界人士從此對共產黨的經濟執政能力刮目相看。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說：6月的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給了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還有人豎起大拇指說，那個商務印書館的小個子(指陳云)確實不簡單。

　　馴服“通脹”

　　沒過多久，中財委又用同樣的手法給了投機商最后一擊。

　　上海糧食市場上，歷來就有春節后“紅盤”(指正月初五開市)看漲的老規律。投機商看準這一點，四處囤積糧食，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然后，他們燒香拜佛，就等著年初五財神爺上門。

　　這一次，中財委做好了萬全準備。上海周邊已然形成了三道糧食防線：第一道，杭嘉湖、蘇錫常一線；第二道，江蘇、浙江、安徽一線；第三道，東北、華中、四川一線。三道防線合在一起，可以周轉的糧食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

　　此外，11月的物價風波過后，陳云再次建議發行公債，控制流通貨幣量。這一次，中央終于下了決心。1950年1月，中央政府開始發行2萬份公債，每份約值人民幣12000元。公債發行，銀根收緊，拖住了大批游資。

　　1950年2月21日(農歷正月初五)，糧食市場上“紅盤”開出。投機商們傻了眼，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連續下跌。投機勢力遭到徹頭徹尾的失敗。

　　持續十幾年、如脫韁野馬的通貨膨脹終于被馴服了。楊波老人記得，硝煙過后，陳云不無幽默地用他和另兩位同志的名字總結了這場戰役。陳云說，物價風波是揚(楊)波、又(薄)一波、最后是無(吳)波(時任財政部辦公廳主任)。三個人名字中都帶個“波”字，并且都與陳云并肩奮戰在新中國的財經戰線上。

　　“紅盤”之戰以后，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全國基本上轉入和平狀態。新解放區的財政收入逐步增加，全國城市、農村能夠提供更多財源。再加上1950年3月中央政府及時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全國財政經濟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價趨于穩定。

　　多年以后，薄一波曾回憶說，毛澤東對這場經濟仗給予過高度評價。主席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打那以后，共產黨政權在大城市里站穩腳跟，共和國的財政經濟也走上了正軌。

　　(參考文獻：《新中國成立前后穩定物價的斗爭》作者：薛暮橋 吳凱泰 《統一財經為新中國奠基立業》主編：李海 《紅色掌柜陳云》作者：熊亮華 《新中國第一年的中財委研究》作者：遲愛萍。本文采寫過程中，曾得到楊波、許毅、李海、熊亮華、陳勤華、姚明等人的大力幫助，在此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