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慈善口紅”邏輯下的余秋雨“捐款門”

　　文化批評：余秋雨是不是騙子？看那抹"慈善口紅"

　　朱四倍

　　針對余秋雨在網絡上被指責承諾為地震災區捐款20萬，其助理金克林做出回應，“余秋雨的20萬捐款是通過九久讀書人直接捐的，現在九久的董事長在臺灣，等他回來后會和余秋雨一起聯合跟媒體交代此事。”而在此前，《北京文學》雜志的編輯蕭夏林曾在博客中撰文，認為余秋雨的20萬捐款是虛假捐款。(《新京報》6月4日)

　　余秋雨是不是騙子，蕭夏林當然說了不算，要靠證據和事實說話。但是，面對余秋雨“捐款門”的指責和非議，這對于大師余秋雨來說無疑是一種尷尬。而向娛樂事件的演變，更使人覺得，作為文化明星的余秋雨正在面臨嚴重的公信力喪失之虞。

　　有什么比名人的公信力喪失更可怕呢？有什么比公眾人物公信力的無形消解更讓人揪心呢？這樣的吊詭，這樣的詭譎，余秋雨何以“全身而退”？公眾又該成為何樣的“旁觀者”呢？

　　“余秋雨的20萬捐款是虛假捐款”作為一種指認，當然需要一種有說服力的解釋，一種能打消公眾懷疑的答案。要不然，這與我們遇到眾多“諾而不捐”的慈善潛規則有何區別呢？《慈善家》雜志社社長王立偉透露了一個令人咋舌的信息：“諾而不捐”是慈善潛規則，平常年份的到賬率也就7%。而眾多的慈善怪象也證實了這點。

　　那當余秋雨捐款也要沿著這樣的路線“前進”時，將折射出什么呢？是不是會異化為名人的慈善潛規則？果真如此的話，尷尬的恐怕不止余秋雨本人，還有公眾，最后讓整個社會都陷入難堪之中，跌入公信力難覓的社會深淵。這是我們想要的嗎？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在《抹著文化口紅游蕩文壇》一文中稱，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進而認為《文化苦旅》與口紅、避孕套一樣是日用消費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點綴生活的“文化口紅”，并且還是規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根據這種說法，我們是否可以說“余秋雨利用慈善獲得‘美麗外觀’，而慈善利用余秋雨獲得了‘名人效應’”，而當這種做法與現實中的慈善潛規則同流合污時，余秋雨“捐款門”就成了點綴生活的“慈善口紅”，也是規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當然，這是一種依據假設的推理。

　　從收受深圳豪華別墅事件、“首富”事件、青歌賽是非、 “故居門”、　“大師”事件、《含淚勸告請愿災民》事件、“私通”美女作家事件到現在的“捐款門”，可以說，余秋雨先生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一直處于輿論的旋渦。這對于作為公眾人物的余秋雨來說，或許贏得了關注度，但是，這樣的關注度是誰的需要？公眾的還是娛樂的？還是余秋雨本人的？如果說那些屬于學術范圍內的爭議還可以接受的話，那么，這種以公信力為賭注，以公眾感情為籌碼的“捐款門”，恐怕就有犯了眾怒的嫌疑吧？

　　作為一種期待，筆者不愿意看到余秋雨“捐款門”成為“慈善口紅”，異化為規避道德病毒“慈善避孕套”。但是，這種期待無疑是建立在能讓公眾信服的解釋之上的。不過，“余秋雨的20萬捐款是通過九久讀書人直接捐的，現在九久的董事長在臺灣，等他回來后會和余秋雨一起聯合跟媒體交代此事”之類的含糊其辭，在筆者看來，并不明智，最起碼不是理想的答案，有著把簡單問題復雜化的嫌疑。只是，問題越復雜，越向娛樂事件的演繹，不但余秋雨本人，恐怕旁觀者也要付出不應承擔的代價。

　　如此一來，給出消除公眾疑慮的、具有公信力的解釋和說明，恐怕是當下唯一可行的、取信于公眾的最好選擇。這也是消除“慈善口紅”，改觀余秋雨先生新的不良形象的可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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