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北京畫院美術館舉辦了《實者慧——鄒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贈李可染作品展》，展出了捐贈的著名畫家，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李可染先生的中國畫作品108幅山水畫、122幅書法作品、13幅水彩作品、9冊素描作品、45幅收藏作品。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在作品集的前言《令人感佩的義舉》中說：鄒先生捐贈的這批李可染作品能完全反映李可染的藝術輝煌歷程和取得的杰出藝術成就。可以設想，后人通過這批作品將獲得學習上的寶貴機會，并進而學習李可染先生對于藝術永無止境的而又樸素赤誠的求索、創造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此前的2009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媒體倍加關注的李可染先生遺產案作出終審判決，此次捐贈的就是法院認定的屬于鄒佩珠的作品。

　　李可染先生遺產案終于塵埃落定。

　　日前，鄒佩珠老人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首次開口談了前一階段媒體關注的一些“家事”。

　　捐贈是李可染的意愿

　　關于這次捐贈，鄒佩珠說，捐贈作品給國家是李可染的意愿，也是我們二人為之奮斗一生的共同努力的成果。

　　鄒佩珠說，在40年代初，李可染立志要改革中國畫，讓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得以弘揚，并想為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做一點事。這也是李可染與我兩個目睹、經歷20世紀所有苦難的文化人共同立下的志愿。為此我們奮斗一生，從未改變。40年代李可染提出“以最大的功力打進去，以最大的勇氣打出來。”此后李可染不顧一切地向目標進發。我承擔起家庭的所有負擔，為家庭生計做兼職，一個人做多份工作，后期又放棄自己已有成就的雕塑事業。

　　這次捐贈的作品均為李可染先生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整體代表李可染先生的藝術成就。這是如何做到的呢?鄒佩珠說，李可染精心將一生各個時期的作品保留，晚年還用價格較高的晚期作品換回自己早年作品，他是為了保留完整的系列，目的是要將一生的研究成果交給國家、留給后人。生前他多次說希望自己的藝術能像乒乓球一樣為國爭光。那時作品價格不高，他不敢想建美術館的事，加上1989年他是猝死，所以沒有安排好這件事。

　　團結孩子們一起捐贈

　　李可染有過兩次婚姻7個子女，鄒佩珠說，可染去世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團結全家辦好捐贈這件事，度過那段艱難的日子。可染在世時工作忙，怕打擾，前妻的幾個孩子回來的很少。但他去世后，我在逢年過節的時候，能來的都叫他們回來，不管在哪有活動都是全家一起去，不能都去的也要派代表。喪事辦完后，我給每個孩子(七個)每人拿出一摞存單，因為那時可染剛剛有稿費，有點錢了我就分著給存，每張有50元的，100元的。數額是按照每個人生活情況不同存的。比如老大李玉雙困難、李珠困難，給他們各存了15000元。李庚和李小可是畫家，生活比較好，給他們每人只存了5000元。其他孩子1萬元左右。當時大孩子們很感動。那時可染作品的價格并沒有多少錢，山水價格稍微多一些，哪有現在他們給我算的動不動就上億的賬。

　　鄒佩珠說，因為大家都知道父親留在家里作品的意義，剛開始他們沒有說要分畫，只是說：“媽媽給我們一些作品留作紀念。”這樣我就從他們爸爸的各種畫中，包括我們的收藏品和書法中，各拿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給了他們。后他們又幾次提出，我也了解他們的生活需要，那時也賣不了太多錢。有的孩子上學需要;有的要買房子，這樣我也就同意了。先后分四次，每人共拿走16張作品和部分書法作品及少量收藏品。后來在訴訟中他們只有一個人承認16張，其他人都沒有承認這么多張。雖然已拿走了絕大部分屬于他們的作品，我還是希望團結他們一起捐贈，因為要讓可染高興，放心。要讓社會覺得可染的孩子與其他的不同，在可染去世后的十六七年里，家里感情我認為一直很好。

　　價格暴漲帶來的變化

　　2005年下半年，國家經濟大好，中國畫價格暴漲，鄒佩珠說，可染作品更是翻了十幾倍，想法不同了，對以前的約定產生變化。真如老子所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鄒佩珠原計劃是在2007年可染百周年紀念時把他的作品捐獻出來，給李可染百歲送個禮。但就在李可染百周年紀念日前的2007年四、五月間她接到了李可染前妻子女的起訴書。

　　在長達兩年的訴訟過程中，媒體報道主要集中在兩個敏感問題：李可染過世后的作品流向和賣畫收入。

　　鄒佩珠說，李可染是個畫家，以繪畫為生。一生為生活、為友誼、為國家或各種原因，生前他賣的、送的和專門創作或是其他原因出去的畫，早已不是我們家的，更不屬于李可染的遺產。說多少作品不翼而飛，是不真實的。再說按照法律規定，可染留下的所有作品，我有9/16，其余七個孩子每人僅有1/16。也就是說我要是保管員也保管的是我自己的，弄“飛”的也是我自己的作品。這些作品是我和可染一輩子的心血，是我在多少次災難中用命保存下來的。為的是要展示出來給后人看，我怎么能讓它們“飛”呢?

　　另外，他們說幾十張作品我擅自賣了一個億幾個億的，媒體也不停地出來炒，所以我就簡單說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畫能值幾個錢?當時可染過世后，我帶領全家給可染徐州老家為他修建的李可染舊居捐了十張繪畫作品和10張書法，全家都去了;他們要辦家庭基金會，拿了11張山水畫，后因種種原因倒閉了，每人分了幾萬塊錢;捐給中南海、故宮、統戰部、江蘇省美術館等一些國家機構部分畫作，他們都知道并參加了大部分活動;一些可染生前答應給的畫，比如陳香梅原本可染約她是12月5日下午來，可染上午去世的;像京豐賓館他們派司機給可染開了兩年車，可染答應給兩張畫;等等。如此這些，后來我都按可染的意愿，把畫給了。還有就是為辦喪事、購買、修建墓地、成立基金會、辦展覽、為給可染出書等出售過一些畫。可染過世后辦過近20次展覽，出版過幾十本書，也就是通過這些展覽和出版的畫冊，社會才有越來越多的人了解、認識、肯定可染，可染的作品才有今天的價值。我的原則是，把可染創造的財富用于發展他的事業、達到他的目標，作為他的親人，是不應該有任何異議的。17年中大家也確實沒有任何一個人提過異議，也都知道并參與了大部分活動。

　　我對可染的交待

　　鄒佩珠說，這次捐贈的只是法院判給我的作品的一大部分。我也正在同中國美術館談，建立李可染專館，我會再從剩余部分中，捐贈一些作品。他們同我的根本分歧是，他們要把作品賣了，達到所謂的“雙贏”。我不同意，我不要雙贏，我的東西就是要捐給國家，留給歷史和后人。

　　鄒佩珠說，原本家務事也不想談，想給可染減少不好的影響。可染的前妻是1938年去世的，1943年我和可染相識，那時他是個一無所有渾身是病的窮教書匠，只有四個孩子。今天所有的一切是我們兩個共同創造得來的。我們兩人一起定下目標，共同努力，我和他一起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艱苦生活，承受了所有苦難。我們一同經歷了戰爭、自然災害、多次政治運動、疾病痛苦，這一輩子我只能用“提心吊膽”來形容。可染去世的20年里，由我主持他的事業，把所有財力、精力和各種社會資源，都用在可染藝術的宣傳和研究上。這個開銷很大，但我從沒有心疼過。而我個人的生活，在他過世后的20年里沒有任何改變。同以前一樣，沒有休息，沒有享受。不是為了李可染的事業，我絕舍不得賣一張畫。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生活遠不如一般人。

　　家務事實在不想講，說來說去沒有任何意義，只有更傷李可染的心。今天我不得不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為我嫁到李家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了，從沒有過一段安寧的日子，回想這些，我內心很痛苦。再過一個多月我就90歲了，今天我已基本完成了李可染和我的愿望，我可以對李可染有個交待了。其他毀譽對我這個耄耋老人來說已經不重要，只是希望他們能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