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外讀者，尤其是對臺港澳同胞和華人華僑來說，沈蘇儒這個名字也許并不陌生。他是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沈鈞儒的堂弟；他的元配夫人陶琴薰是國民黨要員陶希圣的千金，兩人是國民黨時代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的同班同學。因為這個背景，沈先生在“文革”中備嘗艱辛。但是撥亂反正以后，他的這一背景卻讓他在觀察世界時有更廣闊的視野，在對外介紹中國時也成了一種優勢。當他把自己在新中國從事對外宣傳的豐富經驗上升到理論并且加以傳授的時候，更是格外受到重視。他的許多見解，已得到中國對外宣傳部門領導者們的認可，也為這一領域的從業人員廣泛接受，進而用以指導自己的工作。這有他先已出版的《對外報道業務基礎》、《對外傳播學概要》、《對外報道教程》、《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等多種專著，以及出版之后各方面的好評為證。

　　就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德高望重的長者，在今年6月4日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歷程。

　　就在沈老先生逝世之時，現已成為他最后一部專著的《對外傳播•翻譯研究文集》也制作完成。在6月8日親友和同事向他告別的時候，我作為他委托的本書主編，代表編輯們把還散發著油墨清香的新書捧到了他的面前。因為有了這本書的問世，讓所有熟悉他的人在為他的逝世深感痛惜的同時，也為他留下這又一筆寶貴精神財富而略感欣慰。

　　從新中國第一張英文報紙——《上海新聞》開始，一直到今年五一前最后一次住進醫院，沈先生一直從事和關注著中國的對外宣傳事業。他做的是對外宣傳工作，但他又是最早提出用“對外傳播”取代“對外宣傳”的有影響的人士之一。

　　沈老關于對外傳播的思想的形成并致力于開創對外傳播學，有一個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多數情況下他還是沿用“對外宣傳”的提法，但已經提出用“對外報道”來取代“對外宣傳”，并且在傳授他的經驗和理論時大量使用“對外報道”這一提法，進而提到“對外傳播”，這當然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到了后期，沈老就力主用“對外傳播”來取代習慣上的“對外宣傳”了。他指出，用“對外傳播”取代“對外宣傳”，不單單是個名詞的替換，而是指導思想的問題。在指導思想上，我們的對外新聞、出版、信息工作，即宣傳工作，其實就應該是傳播；“對外宣傳”實質上是“傳播”而非“宣傳”；對“傳播”的研究有助于對“宣傳”的研究，而對“宣傳”的研究則應成為“傳播”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沈老進而強調：明確“對外傳播”的概念，確立“對外傳播學”作為傳播學一個分支學科的地位，對外傳播的研究才有一個科學的范疇和發展的方向。他并且著眼于中國整個對外傳播事業的發展和理論研究，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和建議，他的主張有些已成為現實。沈老期望在新的時期，中國在對外傳播中，將會更注重對象國家的文化特點，更注重世界各國人民的不同文化背景，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姿態與各國和各國人民進行交流。

　　這便是沈老在新著中一再表達的觀點：中國的對外傳播需要更加“對路”。沈老認為，中國的對外傳播有“不對路”的問題，而且是個老問題。為什么“不對路”？就是對國外對象的文化背景(包括歷史、地理、人文、民族、宗教、社會等各個方面)、心理狀態、興趣和注意所在以及他們所接受的其他國家媒體的影響等等的了解不夠。這就涉及到文化差異的問題。而對外傳播是跨國境、跨文化、跨語言的傳播，中心問題就是跨文化傳播的問題。傳播主體和傳播對象處于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氛圍之中，因此中國的對外傳播的內容及其表達方式必須適應這種情況才能取得傳播效果，才能“對路”。這也正是沈老參與創立的中國對外傳播學的核心問題，包括“內外有別”、“了解第一”、“讓事實說話”這三條基本原則。

　　沈老中英文俱佳，因為工作需要，多次赴美國訪問，后來孩子去了美國，他晚年經常往返于中國和美國兩地。不論因公還是因私，他每次到美國，必定借機觀察美國的方方面面，并且結合實際，思考中國的對美宣傳。他首先強調的是“要正確了解美國”，“一是要實事求是，二是要全面，切忌以偏概全。這對于我們做外宣工作的同志來說更是重要。‘知已知彼，百戰不殆’。這個‘知’必須是真知。”當然，對美國如此，對其他對象國也應如此。其次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高超的分析問題的能力，聯系實際，深刻思考中國的對美宣傳存在的問題和應有的措施，見解彌足珍貴。

　　當美國的小約瑟夫•奈教授提出“軟實力”一說的時候，沈先生已是一位耄耋老人，但他迅速捕捉到這一信息，對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做出判斷，并聯系中國對外傳播及整個涉外工作的實際，進行研究，進而對中國的軟實力進行分析，對如何通過對外傳播等增強中國軟實力，提出建議。沈老認為，中國有許多軟實力資源。但要使資源轉化為實力，并在國際上加以運用，則要靠對外傳播。對外傳播肩負著使軟實力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和整合，在國際上使軟實力得到充分發揮和有效運用的重大使命。應該把對外傳播放在一個事關綜合國力的重要位置。無庸置疑，沈老的這一思想，也是他的對外傳播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指導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要使中國的對外傳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應注重技巧。沈先生的新著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這一內容。他強調，在具體業務上，一是要客觀報道，讓事實說話，讓讀者自己下結論，不要用宣傳腔、有宣傳味，不要說教或強加于人；二是要適應國外受眾的興趣、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三是要細水長流、潛移默化，不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他的教誨既有理論高度，又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從這個意義說，沈老為后學者指出了一條成功的捷徑，也給了國外或境外讀者新的期待。

　　誠然，對外傳播不僅有寫作技巧的問題，也有翻譯的問題。沈老本身就是一位資深翻譯家，譯著多種，但更可貴的是他對翻譯理論的研究。除已出版的《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念研究》、《翻譯的最高境界：“信達雅”漫談》之外，他最后這本著作又收入了9篇涉及翻譯理論研究的專文。這些專文指出，全社會要更加重視翻譯工作。翻譯是人類文明賴以發展的重要途徑，是各國、各民族、各種不同文化賴以交流并相互了解的唯一方法，是中國完成現代化偉業的必要工具，是在全世界發揮中國“軟實力”、開展對外傳播的首要媒介。因此沈老強調：“把翻譯理論建設提上日程并切實開展起來，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了。”

　　沈蘇儒先生從事對外傳播學的研究，從來就不是孤立的。在不同時期與他一起大聲疾呼、 一起著書立說的，僅就他所在的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來說，就有愛潑斯坦、段連城、林戊蓀等。更多后來者也會踏著沈老的足跡，繼續豐富和發展中國的對外傳播學，繼續豐富和發展前輩們的翻譯理論研究成果。這也正是沈老留下的遺愿。

　　(魏秀堂于2009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