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人民群眾是否支持,是決定大遺址保護成敗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須讓群眾切實享受到大遺址保護帶來的實惠——

　　找尋大遺址保護與利用的平衡點

　　從史前的半坡、牛河梁、良渚遺址,到夏商時期的二里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殷墟遺址,再到秦漢以來的秦始皇陵、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漢魏洛陽城、元大都……一個個曾經燦爛的文明時代在考古學家的辛勤工作下得以彰顯其神秘而迷人的風采。

　　大遺址,顧名思義,面積大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大,往往包含著大量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因為大,它的發現往往彌足珍貴,幾乎一經發現就成為重大考古項目。然而,也正是因為大,保護工作涉及的部門、單位、群眾就多;因為大,保護所需的費用就多;因為大,管理起來難度就高……就因為這個“大”字,它幾乎成為文化遺產保護中的“燙手山芋”。正因為此,大遺址保護需要全民參與。如何調動起全民的積極性,擴大參與面,保持熱情?如何才能使大遺址尤其是城市中的大遺址得到更好的保護與利用?6月12日，記者就此進行了采訪。

　　傳承城市文脈,助推地方經濟發展

　　幾年前,一位縣長曾向記者大吐苦水:由于該縣擁有一個1600年前的古戰場遺址,而在這塊幾萬平方米的大遺址上無法發展工業,受其拖累,該縣的經濟水平總比周邊地區低。同樣是經濟賬,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是這樣算的:一個地區保有歷史遺址是這個地區的幸事,而不是包袱,不能簡單從眼前利益的得失來決定遺址的命運。他說:“要看到遺址是地區的重要文化資源,將為地區的文化、旅游、生態、農業結構調整、現代服務業發展等提供契機,為帶動地區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看得更透:保護杭州的古遺址,就是保護杭州人民的“搖錢樹”。他認為,旅游業之所以能夠成為杭州市的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除了杭州擁有優美的自然景觀外,更重要的是因為杭州擁有跨湖橋遺址、良渚遺址、南宋臨安城遺址、雷峰塔遺址等重量級旅游資源。

　　大遺址凝聚著幾千年來杭州先民的勤勞和智慧,承載著杭州悠久的文化積淀,是滿足現代人崇尚尋根訪古精神需求的重要載體,是最能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觀。換句話說,大遺址是杭州這座風景旅游城市不可或缺的最大“賣點”。保護大遺址,就是保護杭州旅游的最大“賣點”,就是保護杭州的“金飯碗”。

　　正是基于類似的認識,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大遺址當成了當地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正在或準備采取有效措施切實保護大遺址。比如,洛陽市從2005年底開始,累計投資8000余萬元,用于隋唐城里坊區周邊環境的整治,對保護范圍內的古城村、曹屯村的村民和鄉鎮企業實施整體搬遷。最近,洛陽市委、市政府決定斥資10.8億元,整體搬遷洛陽玻璃集團,徹底解決不合理的隋唐城宮城核心區問題;又如,成都市通過項目調整、另行選址、土地回購、置換等多種方式,實現了對杜甫草堂唐代民居遺址、青羊宮唐宋窯址、商業街戰國船棺遺址等位于舊城區的大遺址原址保護。最近,他們果斷地將新發現的位于城市核心區的重要遺址——江南館街唐宋遺址進行原址保護,再次顯示了保護大遺址的決心與魄力;遼寧省也將投入4.1億元,計劃建設占地8萬平方公里的牛河梁紅山遺址公園。

　　記者了解到,目前,各地的大遺址保護已陸續啟動并逐漸步入正軌,由西安片區、洛陽片區和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組成的“兩片三線”為核心的大遺址保護格局初步確立。

　　結合城市規劃,改善當地群眾生活

　　低矮的平房一間挨著一間,雜亂無章地分布在一道幾米高的土墻之下,有的平房干脆用土墻作為房間的后墻,有人甚至在土墻上挖貯藏室,墻根更是堆放著各種生活垃圾……如果不是有人指點,誰能相信這道被垃圾、簡易棚、平房包圍著的土墻,竟是有著3600年歷史的商代城墻呢?!

　　記者在一座大城市看到的這一景象并非特例。現代城市中的大遺址,有不少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被發現,有的甚至更早。但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大遺址所在地區成了歷次城市改造的死角,“城市中被人遺忘的角落、臟亂差的角落”似乎成了城市中大遺址的特征。

　　而在農村,由于文物保護的要求,對大遺址區域的生產活動有嚴格限制,當地群眾只能從事傳統、低效的農業生產,生活來源單一,經濟水平與遺址周邊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當面對為吃飯而發愁的百姓時,文物法是蒼白的。”陜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說。他們通過對位于西安市區的漢長安城遺址區內外居民生活的實地調查發現,正是這種遺址保護區內外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挫傷了遺址區居民的保護積極性,致使大遺址保護陷入以當地居民的貧困為代價,而保護工作又處于消極被動的局面。

　　隨著保護理念的創新與不斷實踐,大遺址區貧窮落后的形象正在逐步改變,大遺址日漸成為城市中最美麗的地方,城市最有文化品位的空間。而長年居住在大遺址上的“原住民”們,更因此改善了生活品質。

　　西安市在唐大明宮遺址公園的建設中,緊密結合西安市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和西安市北部棚戶區改造工程規劃,將唐大明宮遺址保護與遺址周邊城市建設結合起來,在近20平方公里的城市新區建設中,將大明宮遺址所在的3.2平方公里全部用于遺址保護展示,而在遺址區外重新建設居民社區。幾十年來一直居住在此的十多萬名低收入群眾,從此告別了上下水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環境臟亂差的生活環境,住進了生活設施完善、寬敞明亮的新居,遺址區群眾的生活條件得到了徹底改善。正是由于把大遺址保護與提高當地群眾生活水平相結合,使唐大明宮遺址保護展示工程得到了群眾的大力擁護和支持。在群眾搬遷過程中,沒有出現一例因拆遷鬧事等事件。記者在拆遷辦公室看到,1000多面群眾贈送的錦旗掛滿了墻壁和欄桿。他們在給拆遷辦的感謝信中說:過去總說是文物保護讓我們受苦,沒想到現在是文物保護讓我們住上了好房子!

　　建設遺址公園,尋求保護利用雙贏

　　如果說,改善遺址區“原住民”生活品質是大遺址保護對民生的關注,那么對遺址區外的廣大群眾來說,大遺址保護主要滿足的是人們對文化成果共享的要求。正如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所說:“文化遺產保護的根本目的一是要將其完好地保存下來傳承后人,二是要實現這一寶貴資源在當代的全民共享。”

　　“地上一無所有,地下氣象萬千”,這是中國的大遺址最好的寫照。大遺址,尤其是疊壓在現代城市下的大遺址,往往已沒有了地面遺存,只有那大片的夯土在告訴人們這里曾經有過的輝煌。如何讓公眾通過“地上一無所有”的遺址,理解和認識其地下的“氣象萬千”,進而享受這一文化遺產呢?

　　另一方面,文化遺產保護投入的成果通常表現為遺產現存狀態的無聲延續,難以獲得直接可見的產出,這也是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備受冷落的原因之一。文化遺產保護如何回饋社會?

　　在6月12日舉行的“遺址保護良渚論壇”上,與會的近200位專家學者和從業者將目光聚集在了考古遺址公園上,認為它符合現階段大遺址保護的實際需要,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特色。

　　建立考古遺址公園,是讓民眾樂于接近遺址、樂于認識和了解遺產的不錯選擇。單霽翔就表示,以往的經驗表明,單憑宣講和呼吁所能觸及的范圍和達到的效果十分有限。讓遺址以公園這種輕松愉悅的形式出現,可以有效拉近遺址同百姓的距離,

　　使各個階層、各個年齡段的群眾自發地走近遺址,感知遺址,熱愛遺址。

　　同時,考古遺址公園將文化遺產對社會的回饋落實到公園這一城市必不可或缺、百姓喜聞樂見的載體上,不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深化城市特色,還表現在拉動內需、解決就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改善人居環境、豐富城市功能等諸多方面。

　　廣大人民群眾是否支持,是決定大遺址保護成敗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須讓群眾切實享受到大遺址保護帶來的實惠。要在保護與利用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和最大“公約數”,形成保護與利用的良性循環,實現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最優化。

　　目前,大遺址保護已日漸從僅靠文物工作者孤軍奮戰的行業行為,晉升為得到廣泛理解和參與的社會文化公益事業。當大遺址的保護成果一次次地向人們證明文化遺產不代表貧窮落后和臟亂的時候,當大遺址成為城市中最美麗的地方、成為改善人們生活中環境價值最大的地方的時候,當大遺址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提高的動力和資源的時候,“一無所有”的大遺址必將向世人展現出其貫穿歷史的“萬千氣象”。 　

　　良渚古城殘存的北城墻剖面。遺址大部分回埋,局部揭露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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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大遺址保護實踐

　　自2005年開始，國家設立了大遺址保護專項經費，2006年組織編制了《“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4年來，全面啟動了100處重要大遺址的保護工作。

　　近年來，一些城市和地區積極探索大遺址保護的有效途徑，通過高句麗遺址公園、殷墟遺址公園、金沙遺址博物館、鴻山遺址公園，大明宮遺址公園等保護項目的實施，取得了積極成效，積累了大遺址保護和大型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成功經驗。其中高句麗遺址和殷墟遺址先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為大規模搶救保護大遺址提供了成功范例。

　　二、大遺址保護展示的幾種模式

　　城市休閑綠地模式：在城市用地控制非常緊張的情況下，這一模式既完成了綠化指標，又保護了文物，使遺址的外觀和內在都很好地解決，實現利用與保護的現實可能；

　　大型考古遺址公園：以重要大遺址為依托，在確保大遺址安全的基礎上，科學展示遺址原貌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的公益性展示園區。例如唐大明宮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牛河梁紅山遺址、良渚遺址、南宋臨安城遺址等。

　　遺址博物館：標志性遺跡現場展示、文物陳列館以及園林休閑功能的綜合體。如金沙遺址、殷墟遺址博物館。

　　本報記者　李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