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憶副教授把自己寫進了反面教材

　　楊禹

　　方靜“間諜門”正喧囂塵上的某個下午，我與阿憶副教授在一個雙人沙發上并肩坐了兩個小時。阿憶的手機不停地閃爍，他說這都是正在奮力尋找他的媒體記者。在席間眾友人“絕不外泄”的眼神承諾下，阿憶欲言又止、欲說還留地透露了一些“內部情況”，其信息含量控制在既能適當滿足在座者好奇心、又不至于讓大家一舉辨清黑白的尺度上。

　　副教授的神態還是從容的。我想他無非是把自己寫進了自己的教材。這場“間諜門”的起承轉合充滿戲劇張力，并有望填補我國高等院校新聞傳播學教材的空白。此前我對國內高校的新聞學教育一直不太看好。現在有了阿憶副教授這樣的獻身者，我的成見，怕是要改一改了。

　　若干年來，“新聞無學”論，一直被其他學科的一些飽學之士掛在嘴邊，泛著狗不理包子那般亦香亦臭的迷幻滋味。廣大新聞學教育戰線上的老教授、教授、副教授們，對此大為光火，卻也無可奈何。我等躬身耕耘于一線的新聞人，更無閑暇與之辯駁，于是奉行小平同志“不爭論”的思想，以及胡總書記“不折騰”的要求，埋頭做事為先。你給我一包子，我擲還一餡餅，何其紛擾，不利團結。

　　曾幾何時，北有人大、南有復旦，祖國的新聞學教育也是你呼我應，立了不少學說，出了不少人才。后來電視興起，新聞學教育的一線陣營里，又多了委身京東郊外的廣院，雖不乏后起者的稚嫩，卻也味道新鮮。這“2＋1”的清爽格局延續了N年之后，那革命的火種，不知怎的，一夜間撒遍大江南北。各高校的新聞系、新聞學院，像被袁隆平施了魔法，噌噌地生長起來。且都于“新聞”二字之外，增加了“傳播”的名頭，茁壯而時髦。

　　譬如阿憶博士，時下就是北大新聞傳播學院的副教授。海淀鎮南北，僅彈丸之地，就呈現人大、清華、北大三所新聞學院鼎足之勢。不明就里的高三家長，定以為現在各新聞媒體，還轅門大開，廣攬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呢。

　　山頭與學問，不是同比增長的。我國新聞學教育的痼疾——學術與實踐的脫節，過去尚能藏拙，現在則隨山頭的膨脹而膨脹，進而顯現，進而漏洞百出。從事新聞學教育的一茬茬教授們，多數未曾在新聞一線經受歷練。他們從課堂到課堂，無非是從面向黑板，轉為背對黑板。他們對新聞學的概念與歷史倒背如流，卻說不清一份報紙如何走完流程，一個記者如何掌握平衡，以及如何把握新聞背后那些永遠寫不進教科書的種種。

　　阿憶算是新聞教授里的另類了，多少有過些新聞實踐。但仍屬于淺嘗輒止，略見皮毛。這些新興的學院們，也多少網羅了一些一線人才，卻受制于各大學為“教授”設立的門檻，新銳師資始終鳳毛麟角，于事無補。風起云涌的立山頭浪潮，更進一步透支了新聞學界有限的實踐基因，其對師資的需求增長，最終被用于讓更多的書本博士找到謀生的飯碗，而失去了調整教學與研究力量結構的契機。

　　這樣的師資隊伍，把“新聞”教好已殊為不易，再要搞清楚“傳播”的規律，就實在是勉為其難了。“傳播”比“新聞”更廣博，更復雜，把握尺度的難度更大。如方靜“間諜門”一事，倘用“傳播”的規則與規律視之，則阿憶顯然是忽視了“個人博客里隨便說說”的傳播效應，攪起了一場無聊的娛樂化風波。倘用“新聞”的規律視之，則阿憶的做法明顯有違新聞界的基本規則，也與新聞處理的常識相悖。這位副教授即便不被方妹妹告上法庭，也應從此被勒令“禁入新聞界從業”。

　　也許人們都是因為看多了諜戰劇吧——這是最讓人輕松的解釋了。從一個新聞人的角度看，方靜重回央視熒屏，并不等于所有的真相已經大白。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黑色與白色，還有灰色；除了局部的真實，還有整體的真實；除了可以放之于公共平臺之上的真相，還有永遠不能說出的真相。在那個永遠不能說出的真相里，或許方靜只是最邊緣的一個過客，或許根本與這個叫方靜的女主播無關。

　　然而，阿憶卻強行讓“她”與“它”相關。其后所有衍生的聲音和坊間傳言，都基于這樣一個脆弱的信息起始點。從新聞傳播學上看，這只是一次效率很高的傳播行為，而與主角是誰、真相如何，并無關系。從經濟學意義上看，這是一次低效率的信息波動，其調動和占用的社會資源，基本被浪費于口舌之間。從社會學意義上看，這是一次“吃飽了撐的”的鬧劇。

　　雙人沙發上的阿憶，談起方靜，還是充滿善意的。這個我可以見證。然而，如果阿憶副教授的行為是一次誤操作，那么，我為我國新聞傳播學的教育能力，以及又給“新聞無學論”者授以了口實，而憾。如果阿憶副教授是做了一次有預謀的傳播學實驗，那么，我為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如今只能靠此類旁門左道來謀求進步，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