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老舍“原子談話”疑案

　　-吳永平

　　關于老舍“原子談話”真相的考索，如果還有未盡之義的話，尚須找到“美國新聞社”當年刊發的那則“消息”及郭沫若、茅盾、田漢據此“消息”批評老舍的原文，然后才能細作品評。

　　仰仗上海師大史承鈞先生、上海復旦大學孫潔女士的鼎力相助，郭、茅、田三位的批評原文全都找到，其篇目、所載報刊與發表時間如下：

　　郭沫若：《皮杜爾與比基尼》，載1946年7月12日《周報》第46期。

　　茅盾：《從原子彈演習說起》，載1946年7月15日《華商報》。

　　田漢：《原子彈及其他》，載1946年7月16日《清明》第3號。

　　細讀如上批評文章，認真品味批評者的言內和言外之意，對當年老舍所感受的委屈當會有更深切的體會。

　　以下是郭沫若批評文章的摘要：

　　七月一日，美國軍部違反人民的意愿，在比基尼珊瑚島上試驗原子炸彈，這一試驗毫無疑問是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類，特別是向蘇聯人民示威。然而，幸還是不幸，原子彈才是一個紙老虎。投彈的結果，軍艦上的山羊還在吃草，毒水里面的條魚還在游泳，地球不僅沒有被劈成兩半，就是要吃一個面包依然是用我自己的手把它劈成了兩半的。英雄們未免失望吧。這一試驗或許也算是救了人類。好些原子彈崇拜狂，似乎也可以清醒一下了……

　　我們中國人的神經是相當粗大的，向來不害怕什么原子彈。不過也有少數的崇拜狂存在，經過比基尼的試驗，他們的失望恐怕比美國野心家還要厲害吧。想起了聰明的老舍先生。前幾天，在比基尼試驗之前，報上載他在美國一個關于原子能的集會上的演說。他主張美國一面保持原子彈的秘密，一面同蘇聯談，要這樣蘇聯才肯談。蘇聯是現實主義者，假使原子彈的秘密公開了，那蘇聯便不會談了。這有點不象聰明的老舍所說的話。但也有的朋友說，這正是老舍所會說的話。我自己依然保留著這個判斷，我相信老舍先生是不會說這樣的話的。不過，假使老舍先生真是說過這樣的話，那我真要替他同情，恐怕他目前不僅在失望，而且在失悔了。

　　引文第一段談的是這次核試驗前后的輿論反響。試驗前，曾有科學家警告前往比基尼島觀察的各界人士，稱：“原子炸彈在海中爆炸足使地球外殼分裂為二，恐將無一人生還報告這次試驗的結果，就是說，海中的魚類均將遭受浩劫，無一倖免，甚至還有人說，世界的氣候亦將因此發生變化。”(1946年7月3日《申報》社論《原子彈試驗后的世界》)試驗后，路透社當日電訊：“投彈一霎那，閃光濃煙直沖霄漢，巨聲隆隆驚心動魄，但并未引起地震海嘯。”“舊金山一日廣播：科學家、國會議員及聯合國觀察人員對今晨原子彈爆炸之不精采場面，一致感覺失望。蘇聯教授目睹濃煙上升之際，聳肩而云‘并不見得怎樣’。”郭沫若讀過上述電訊，深信此次核試驗威力不過爾爾。

　　引文第二段談的是關于“管制原子能問題”的國際談判。6月14日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代表伯納德·巴魯克提出一項計劃，建議設立原子能發展總署，作為國際原子能監督機構，管制原子能的發展和利用，甚至包括原料生產，任何利用裂變材料來發展原子彈的違反管制的行為都將受到嚴厲制裁；該機構可以派遣代表到各國“觀察”，以確保有效的管制；該機構不受大國一致原則的約束，聯合國常任理事會無否決權；在機構確立有效管制后，停止核武器生產，并銷毀一切現存核武器。6月18日蘇聯代表提出反建議，要求首先締結一個國際公約，締約國首先應承諾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義務，然后在公約生效后3個月內，銷毀現存的一切核武器。這兩個計劃針鋒相對，談判瀕臨破裂。郭沫若以為該次“失望”的核試驗后，蘇聯會獲得談判的主動權。

　　就是在這樣一種“樂觀”的心境和氛圍中，郭沫若興趣盎然地談到幾天前讀到的“(老舍)在美國一個關于原子能的集會上的演說”，毫不猶豫地把老舍放進“少數的(原子彈)崇拜狂”之中。第一個“聰明的老舍”云云，是表述他對老舍的歷史印象，第二個“聰明的老舍”云云，是表述他對老舍的現實看法。“不象(老舍)所說的話”是從歷史印象所作出的推測，“所會說的話”是借他人之口所下的斷言。“相信(老舍)不會說這樣的話”云云，語氣卻不似肯定；“假使(老舍)真是說過這樣的話”云云，則在惋惜的表相之下透出譴責的真意了。

　　再往下看茅盾批評文章的摘要：

　　合眾社電：“國會議員及聯合國觀察者因原于彈之爆炸并不驚心觸目，一致均感失望。”

　　這是七月一日在比基尼島試驗原子彈威力后使“人”頗感“失望”的一個報道。這一次大規模的演習，宣傳了總有半年了，據說試驗費用也有七千萬美元之多，六月底還有科學家預測這第四顆原子彈會把地殼炸破，因而發生巨變——有些島會沉入海底，而有些海內會伸出山峰來。原子彈的崇拜者自從廣島一炸以后就宣告世界局勢將從此改觀。原子彈外交成為某些人的“王牌”，甚至本來不預備談政治(在重慶將赴美時，老舍這樣在文協歡送會上說)的老舍先生，也在“試驗”的前幾天說蘇聯之所以要和美國談判，是因為美國有原子彈(合眾社電)。可以說，以前納粹黨徒關于秘密武器的那一套神經攻勢的手法，完全重演，而且青出于藍。哪知道七月一日到了，結果是“并不驚心觸目”，因而“均感失望”云云。

　　本來，自從去年九月以后，所有一切圍繞著原子彈的外交攻勢，從一開始便都有點插草標，賣人頭的味兒。第一步宣稱原子彈秘密惟我有之，我將好好地運用這“神圣的付托”，這用上海流行的把戲翻譯過來，就是：我有獨家首創唯一專利的東西，誰要是眼紅，就來講講斤頭。可是沒有誰來講斤頭。于是第二步便說為了世界永久和平我要公開原子彈秘密讓大家共管，可是得先聽我開價錢，不料反應依然冷淡。現在是第三步了，一面仍待價而沽，一面來個當場出彩——“試驗”；好比打拳賣狗皮膏藥的英雄在手上割這么一刀，當場試試他的膏藥的奇效神驗。從這一點上，我了解為甚么“并不驚心觸目”，會叫他們“一致均感失望”了。

　　茅盾也如郭沫若一樣，深信核試驗的威力不過爾爾，并以為蘇聯將從美國的這次“失望”的核試驗中獲得談判桌上的好處。他們的觀點在當年國內左翼人士中頗具代表性。

　　上海《申報》主筆的觀點則有所不同，他在7月2日的社論中寫道：“蘇聯所最不滿意美國的地方，莫過于美國不肯把原子能的秘密公開出來，迭次指摘美國以原子炸彈相威脅，并稱美國外交為原子外交，甚至把戰后所有國際會議的失敗，均歸咎于美國保持原子能秘密。最近蘇聯輿論界更進一步，嘲笑美國人民大半患了‘原子病’。這次美國試驗原子炸彈，對于蘇聯不啻又添一重刺激，更加重了蘇聯人民的‘原子恐懼病’。以目前的國際局勢而論，為消除美蘇兩國間的猜疑計，為打開目前的國際僵局計，解決原子能問題，確實是刻不容緩的事了。”這樣的觀點，似乎傳達出國內“中間偏右”人士的心聲。

　　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歸“美”則歸“蘇”的歷史氛圍中，茅盾順手把老舍拎出來當成了國內“親美”人士的代表。所謂“(老舍)不預備談政治”云云，是作為“(老舍)如今卻妄言政治”的伏筆而出現的，這里沒有絲毫惋惜的意味，而只有“終于看出真面目”的慶幸。

　　最后，讓我們讀讀田漢批評文章的摘要：

　　當我六年前離開重慶的時候，大家都非常興奮，老舍先生在我的紀念冊上題了兩行字，說他“愿意為正義而奮戰，那怕吃上一刀”(大意)。其后我在西南各地流浪，每取此冊摩挲瀏覽，常覺此老大義凜然！

　　老舍和曹禺赴美，我在昆明，未克送行。但隨時關心他們的行蹤，祝他們的成功。他們是我們新文藝的使節，他們的成功和光榮是我們大家的成功和光榮啊。

　　直到昨天我讀了他在原子彈會議席上的演說，我不免感到甚大的失望。拿原子彈做外交資本比所謂金元外交更要無聊，杜魯門之所以比羅斯福差得遠這也是重要的一點。充滿著本身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要組織國際反蘇戰線而捧出原子彈是可以原諒的。但中國進步文化人的代表居然勸美國保持原子彈(秘密)以便和蘇聯講斤頭，卻不可原諒。老舍與林語堂同以幽默著稱，這里也沒有絲毫幽默。我希望這不是老舍認識上的錯，而是電文的錯。帝國主義者常會歪曲人家的言語來做自己的宣傳的。

　　田漢運用對比的手法來描述老舍政治態度的前后不一：過去他的態度是如何的“大義凜然”，如今他的態度是如何的“不可原諒”；“新文藝的使節”及“中國進步文化人的代表”云云，都可看做是為“失望”和“無聊”所作的鋪墊，先把人捧上高高的云端，然后再讓人重重地摔下地來。盡管后面也有將信將疑的表白，但那“希望”在“失望”面前顯得異常蒼白，其力度根本不足以減輕“無聊”的分量。

　　美國“合眾社”的那則造謠生事的“消息”，雖然迄今尚未找到，但從以上三位批評者的轉述中可獲知所謂老舍“原子談話”的大致內容，摘引如下：

　　主張美國一面保持原子彈的秘密，一面同蘇聯談，要這樣蘇聯才肯談。蘇聯是現實主義者，假使原子彈的秘密公開了，那蘇聯便不會談了。(據郭沫若文)

　　說蘇聯之所以要和美國談判，是因為美國有原子彈。(據茅盾文)

　　勸美國保持原子彈(秘密)以便和蘇聯講斤頭。(據田漢文)

　　如果老舍當年真說過這樣的話，在當年“非美即蘇”的國際政治氛圍中，自然會被視為一種明確的政治表態。郭沫若、茅盾、田漢據此批評老舍，其基點并不在于應否防止核擴散這一論題的本身，而在于叩問持論者的“政治”立場，這也就毫不奇怪了。

　　直言之，郭沫若、茅盾、田漢對老舍的誤解及批評，首先應該也必須歸咎于美國“合眾社”的那則“消息”，其次與他們對老舍歷史的及現實的不信任也有關系。葉圣陶說得好：“大約通訊社之消息系有意或無意之誤傳，而滬友不察，遽加指摘……”如果他們對老舍有著充分的信任，就不會因輕信“誤傳”而“不察”進而“遽加指摘”了；他們當會如葉圣陶一樣，“俟老舍歸來時當面一談”，至少要給老朋友一個申辯和澄清的機會。

　　從郭沫若、茅盾、田漢等的眼中看去，老舍似乎是一個政治立場不甚可靠的作家；但從老舍的創作經歷看去，他卻始終是一位關心民瘼的作家。30年代初驚世駭俗的《貓城記》就不用說了，二戰后他也曾對“原子彈”問題作過多次公開表態，這些文獻資料均在，要“察”其實并不困難。

　　譬如，老舍出國之前撰寫的一篇題為《和平》的短文，其中有如下兩段：

　　“噢！原子彈！假如它只是為了殺人用的，難道人類，多么聰明的人類，是要用自己的聰明毀滅了自己么？那才是最大的悲劇！”

　　“為預防大的災變，人與人之間需要和平。我們的科學只才發出了一個嫩芽；原子彈雖能一眨眼殺死十萬人，而還不足以抵抗彗星的襲擊。我們的特效藥才只有幾種。和平，和平應當是人與人之間的永久契約。在和平之中，大家去繼續研究科學，把自相殘殺的武器變成抵御大自然的威脅與危害的利器，我們才可以不同歸于盡。”

　　(原載1945年11月12日《和平日報》，收入《老舍全集》第14卷365頁)

　　又譬如，老舍出國之后創作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第3部，其中有如下一段：

　　科學突飛猛進，發明了原子彈。發現原子能而首先應用于戰爭，這是人類的最大恥辱。由于人類的這一恥辱，藍東陽碰上了比他自己還要狡詐和殘忍的死亡武器。他沒能看到新時代的開端，而只能在舊時代——那人吃人，狗咬狗的舊時代里，給炸得粉身碎骨。(《老舍全集》第5卷第1131頁)

　　如上觀點都超脫于國際政治斗爭之上，所傳達出的是人類大智者的聲音。

　　站在今天反觀昨天，可以說，反對核擴散，主張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人類，是符合歷史潮流和人民愿望的，是具有真知灼見的(史承鈞先生語)。老舍當年反對“擴散原子武器”的原則立場其基點尚不止是人道主義和民本主義，甚至可說是“人本主義”和“地球村主義”哩。

　　人們曾誤會了老舍，歷史卻褒獎了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