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墳掘墓”不如“封墳護墓”

　　王達三

　　小心翼翼的考古工作者、駐足觀看的游客乃至整個世界，都在熱切期待著秦俑第三次發(fā)掘能出現(xiàn)更大的奇跡。與此同時，發(fā)掘秦始皇陵、唐乾陵、明十三陵等皇陵的呼聲也再次泛起。筆者想在此提醒人們的是：不論以什么樣的名義，“挖墳掘墓”的做法都有悖中國“封墳護墓”的傳統(tǒng)價值觀，缺少基本的道德合法性。

　　根據(jù)歷史記載：周文王出游，見路邊枯骨而命人掩葬起冢；周武王克商，不下車即命人封比干之墓。時人以為：文武仁德能澤及枯骨死者，況生民百姓乎？所以天下民心歸周，而有周獨傳世八百年，為中國史之最。自此以后，“封墳護墓”成為儒家王道思想和仁政觀念的重要內容。

　　后起王朝都非常重視修葺和保護歷代先朝皇陵與往圣先賢墳墓，或置守陵戶，或禁止在其周圍采樵放牧，或定期派員巡查和祭祀。比如宋太祖趙匡胤乾德四年詔令：炎黃二帝以下至后唐清泰帝凡七十九帝，分置守陵戶五戶到二戶不等。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詔令：“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時葺治。”類似記載，史不絕書，使得“封墳護墓”蔚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大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

　　魏文帝曹丕曾經(jīng)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后周太祖曾就皇陵被發(fā)盜的原因解釋說：“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fā)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有鑒于此，明智的帝王往往遺詔薄葬，但多數(shù)帝王則是窮盡奢葬能事。為了防止被盜，陵墓往往設置復雜的機關，如秦始皇陵等；或廣設疑冢，如曹操疑冢七十有二等。有保護的皇陵尚且很多被盜，遑論無保護的普通墳墓了。

　　因此，“封墳護墓”的傳統(tǒng)又體現(xiàn)嚴懲盜墓行為上，其措施一般分為兩類，即“發(fā)墓者誅”和“竊墓者刑”，但不同朝代小有差異。比如《唐律》規(guī)定：“發(fā)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fā)而未徹者徒三年�！薄洞笄迓衫�》則對三十六種發(fā)盜情形分別處罪，內容極為詳密。事實上，就連事出有因而毀壞或侮辱他人墳墓的人，也難逃道德輿論的批評。比如伍子胥對楚平王“鞭墳”(一說“鞭尸”)，就被后人批評為“是不由德”。

　　今有人因盜墓在中國歷史上是個普遍現(xiàn)象，就津津樂道于中國也有“盜墓文化”或“盜墓傳統(tǒng)”。此說純屬愚陋，誠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須知，盜皇陵多為戰(zhàn)亂時期軍閥所為，是衰世或亂世的癥候。比如西漢末年軍閥“發(fā)掘諸陵，取其寶貨”，甚至“遂污辱呂后尸”。至于盜發(fā)普通墳墓者，則多為雞鳴狗盜之徒所為。在人類文明史上，有哪個民族和國家把軍閥或雞鳴狗盜之徒的所作所為視為優(yōu)良傳統(tǒng)來著？

　　在此有必要交代下西方墳墓考古的來龍去脈。首先，在其宗教教義，人是“上帝的子女”，所以人人平等，因此墳墓考古不存在褻瀆古人的心理障礙。其次，西方人的思維習慣是把事物對象化，然后借助工具進行“科學”研究，墳墓考古的出現(xiàn)由此而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墳墓考古雖然興起于西歐，但其考古重點地域卻是在其殖民統(tǒng)治區(qū)。換而言之，西歐早期的所謂墳墓考古，實質上就是公然的文物掠奪。

　　不難看出，在對待古人墳墓的問題上，中西文化傳統(tǒng)有著重大差異。中國人不宜援引西方的傳統(tǒng)和做法，動輒進行墳墓考古，而是應該堅守自家的傳統(tǒng)，給予古人以起碼的同情和尊重，而不能動輒挖掘祖先墳墓——這是中國文化自掘墳墓的行為。以考古的名義挖掘墳墓，和文革期間紅衛(wèi)兵小將以“批孔”的名義試圖挖掘孔陵，又有什么實質性的區(qū)別！

　　利用考古成果來探索和傳承中國文化的說法頗有問題，因為文化掘進和傳承的關鍵在于文化精神和歷史傳統(tǒng)的弘揚——在中國，自然包括“封墳護墓”的文化精神和歷史傳統(tǒng)在內。東漢明帝時，符節(jié)令宋元上書：“臣聞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藏……臣愿發(fā)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睍r人以為笑談，此舉或可得全本《五經(jīng)》，但定失《五經(jīng)》大義，于世道人心何益？相比之下，今人常以復原或改寫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而挖墳掘墓進行考古——一種最堂而皇之的理由，不亦過乎？

　　客觀地說，建國之后對歷代皇陵的保護，在整個中國歷史中都是可圈可點的。然而考古技術的進步，為中國打開更多的古人墳墓提供了可能，也激發(fā)了人們探索皇陵的欲望。但筆者以為，自今而后，不宜再有什么第四次秦俑發(fā)掘，更不宜發(fā)掘其他皇陵和古人墳墓，而是應該走向全面的“封墳護墓”，讓逝者安息，讓傳統(tǒng)復興，從而守住中國文化的道德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