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季羨林兩位學術泰斗7月11日晨相繼辭世——

　　讓大師的智慧照亮未來

　　7月11日，一個哀慟的早晨。

　　4時30分，北京醫院，93歲的任繼愈先生靜靜地合上了雙眼；4個半小時后，在301醫院，98歲的季羨林先生駕鶴西去。

　　“風雨百年，鑄造的是品格；大浪淘沙，沉淀的是真金。”兩天來，在國家圖書館報告廳，在北京大學百年大講堂，兩位先師的靈前，浩瀚的花海、無言的淚水傾訴著人們的追思。在網上、在手機短信里，國人以自發的形式表達對逝者的哀悼。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半個多世紀前，臧克家曾以詩歌道破生命的真諦。今天，兩位大儒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襟懷與器識，再次印證了生命的力量和價值。

　　學問

　　在將近一個世紀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軌道上，他們奮力“向前走，向前走”

　　2005年4月14日，經本人再三請求，任繼愈先生終于從擔任了18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來，那天，正是他89歲生日的前一天。

　　“仿佛一轉瞬間，我竟活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進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頤進軍了。”8年前，季羨林在《九十述懷》中感慨：“我現在一方面眷戀人生，一方面又覺得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就像魯迅筆下的那一位過客那樣，我的任務就是向前走，向前走。”

　　在將近一個世紀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軌道上，他們奮力“向前走，向前走”。

　　“我身體很好，能吃飯，能工作，精神好，還能給國家做事”，季羨林樂呵呵地說。任繼愈年輕時喜歡運動，晚年依然身體健朗、精神矍鑠。然而，歲月不饒人，2005年，因長年俯首書海，任繼愈患了嚴重的眼疾。幾乎是同時，季羨林安裝了心臟起搏器；2006年，又做了左腿骨髓炎手術。

　　但這都沒有讓他們“向前走”的速度有絲毫減慢。“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這種以使命和責任為發端、以嚴謹求實為階梯的學術追求，決定了兩位大師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風格。在喧嚷浮囂的世風中，兩位年過九旬的大師愈加散發出陳釀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

　　“以理想滋潤生命，以生命護持理想。”作為哲學大師熊十力的弟子，任繼愈堅信，學問的生命與理想來自浩浩湯湯的文化傳統，“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應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

　　“沙灘銀閘憶舊游，揮斥古今負壯猷，履霜堅冰人未老，天風海浪自悠悠。”這首詩是任繼愈與大學同窗胡繩共懷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氣躍然紙上。幾十年來，他始終如一地為少年時所負“壯猷”孜孜矻矻，不懈努力。

　　“我現在目標是要活到150歲。因為中國國富了，民也強了，經濟、科技都發達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幾十年，活到150歲！”季羨林樂觀地說。

　　九旬以后，任繼愈的眼疾愈發嚴重，醫生囑咐他為了保持目力，夜間不能看書和寫字，但是他仍然將每天的時間花在讀書和寫作上，“現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時光，應該多做些事情，以此彌補在十年動亂失去的光陰。”他說。為此，他幽默地將自己的書房由“潛齋”改稱“眼科病房”。

　　正是因著這種勤奮，十年浩劫中被發落到學生宿舍看大門的間隙里，季羨林翻譯出了聞名世界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9萬余椎心泣血的詩行，寫下中國文化史濃重的一筆，樹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豐碑。正是因著這種勤奮，1983年，70多歲的季羨林從一本《彌勒會見記》殘卷開始，以10年時間一個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吐火羅文研究，以中、英文寫成專著，并把世界吐火羅文的研究提高了一個臺階。

　　20世紀90年代，80多歲的季羨林的嬸母、女兒、夫人、女婿相繼離開了他。他變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了《中國蔗糖史》的研究和寫作上。這是寂寞的10年，“在80歲到90歲這個10年內……頗有一些情節值得回憶，值得玩味。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我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無礙。燕園風光旖旎，四時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紅，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紅染霜葉，冬天六出蔽空。稱之為人間仙境，也不為過。在這兩年中，我幾乎天天都在這樣瑰麗的風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視而不見，甚至不視不見。未名湖的漣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稱為奇觀的勝景，也未能逃過我的漠然、懵然、無動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圖書館中的盈室滿架的圖書，鼻子里聞到的只有那里的書香。”

　　在不同的軌道上，他們心心相印；在相同的追求中，他們攜手向前。樂觀、頑強，一次次逼退苦難，一次次與病魔對峙，與20世紀的風風雨雨相比，他們強硬得就像海明威筆下的老漁翁。“生也有涯，學無止境”，在一幅法書作品中，任繼愈寫道，正是在這無涯的學海中，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從而打破了國內外思想界認為“中國古代無宗教”的普遍觀念。“學問不問有用無用，只問精不精”，季羨林曾這樣答問。“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長學術歲月。正是在這精進的求索中，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后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

　　愛國

　　以學問報效祖國是兩位大儒不約而同的人生目標，這是他們勤勉治學、勤謹做人的動力所在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任繼愈曾以此句總結20世紀中西文化接觸之后，中國有識之士對社會變革與國家命運的深刻反省。

　　“春秋戰國在中國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它與‘五四’以后的變革相比，簡直微不足道。”任繼愈說，“西方侵略國家挾其船堅炮利的余威，給中國的經濟生活以破壞，連帶引起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變革。”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在兩位大儒的履歷中，有著太多的不同，又有著數不清的相似，以學問報效祖國則是他們不約而同的人生目標，這是他們勤勉治學、勤謹做人的動力所在。“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還是作為一名學者，第一位的是要愛國。”這句話是任繼愈的“口頭禪”。“平生愛國，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燒成灰，我也是愛國的！”這是纏綿病榻的季羨林的錚錚話語。

　　1991年，季羨林曾寫過一篇《八十述懷》。在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頭看”——“在灰蒙蒙的一團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條路，路極長，是我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這條路的頂端是在清平縣的官莊。我看到了一片灰黃的土房，中間閃著葦塘里的水光，還有我大奶奶和母親的面影。這條路延伸出來，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這條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華，接著又看到德國小城哥廷根斑斕的秋色，上面飄動著我那母親似的女房東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從萬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紅樓，看到了燕園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氣而且大煞風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頭禁子那一副牛頭馬面似的獰惡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縮住了，一直縮到我的腳下。”

　　20世紀初葉，齊魯大地的共同成長背景，為季羨林和任繼愈生命最初歷程剪出相似的輪廓。1911年8月6日，季羨林出生于山東西部最窮的臨清縣中最窮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窮的人家。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出生于山東平原一個小康之家。那時正值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知識分子在滄桑時代背景下試圖尋找中華民族命運的最新答案。從識字到上小學，任繼愈換過很多地方。“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季羨林說。

　　1930年，季羨林同時考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他選擇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是德文。1934年，中學畢業的任繼愈也終于如愿以償地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錢穆諸教授。兩所大學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治學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術風氣，為他們的學術道路夯下堅實的基礎。1935年，季羨林以交換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國留學，開始學習他所熱愛的梵文、佛學、印度學。“我要走的路終于找到了，”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而隨著北大南遷的任繼愈，則在風餐露宿的遷徙中，“有機會看到了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竭力地思考將自身的人生歸宿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實發生關系”。“人生的歸宿，最后的真理，如何與當前廣大貧困的農民和破敗的農村發生聯系？”“七七”盧溝橋事變后，面對破碎的山河，年輕的任繼愈如此自問。

　　求學背景不同，人生軌跡不約而同地相合。新中國成立之際，兩位年輕學子便投身到塑造中華民族思想的大業中。1942年，任繼愈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45年10月，季羨林經瑞士東歸，1946年到北京大學創辦東方語言文學系。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楊慧林說，“他們像是不知疲倦的導讀者，以自己對祖國的思考、對民族的期待、對生命的真誠，在一個世紀的漫長征程中，引領人們打開了中國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門。”

　　修身

　　他們學貫中西、享譽中外、德高望重，卻始終保持著寬厚、謙卑、平和的秉性

　　“人生的目標是什么？”曾有學生問任繼愈。他沉思良久，緩緩答道：“只講自己弄明白了的話。”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歲時，卻特地請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個字：“不敢從心所欲”。

　　6年前，季羨林住進北京301醫院。6年多的時間里，季羨林經歷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臟病的考驗。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寫下了20多萬字的《病榻雜記》。在這部書中，96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第一次闡明了他對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頭上的“國學大師”、“學界(術)泰斗”、“國寶”這三頂桂冠的看法——請人們把“頭頂上的這三頂桂冠摘下來”。

　　“不敢從心所欲”，不是虛偽；“三辭桂冠”，不是作秀。這是任繼愈、季羨林自謙和清醒的體現。勤勉治學半個多世紀，學貫中西，融會古今，德高望重，任繼愈與季羨林堪稱名副其實的學術巨擘、國學大師，卻都對自己有著謙遜的評價。

　　“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么大師？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不過是個雜家，一個雜牌軍而已，不過生得晚些，活的時間長些罷了。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部分在學術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里稱得上什么‘家’？” 季羨林說。在“大師”洶涌的年代，這種清晰的自省彌足珍貴。

　　“一輩子不做掛名主編”，這9個字是任繼愈的“任上宣言”。1987年，任繼愈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在卷帙浩繁的學術長河中，他認定了古籍整理這項遠離名利的苦差事。對于古籍文獻整理，他有著自己的原則。從做選題、寫提綱到審讀點校，他總是親力親為，從不做“掛名主編”。107卷中國漢文佛教資料匯編《中華大藏經》花費了他10余年的寶貴光陰，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煌煌7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工作也已進行了10年。據他的學生、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李申說，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這項大典的編纂，有的人主編書只是掛個名，任先生卻很認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負責、費心費力。

　　樸素的真理從樸素的生活開始，樸素的追求也一定會到達樸素的目標。北大的學子都知道，樸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舊中山裝，一雙布鞋，數十年如一日。因為這身打扮，他常常被誤以為是學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學的大學生把他當作校工，請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應，等到開學典禮上季羨林登臺講話，那位大學生才如夢初醒。

　　“我做人的標準是樸實、真實，一個人不要天天耍花腔，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一天愁好東西吃得太少了，我不要一個人這樣子，人活的目的，不是為了吃飯、穿衣，一個人為了吃飯穿衣而活著，這個人格兒不高。”一生信奉樸素、對自己過于苛刻的季羨林，對于別人卻從不吝嗇。2003年末，在301醫院住院的季羨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萬美元稿酬捐給了母校清華大學。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圖書、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繪畫等個人收藏品捐給了北京大學。“擺在國家手里最放心。”

　　季羨林說過，自己喜歡的人是這樣的：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后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字，是性情中人。

　　“季羨林先生和任繼愈先生深受大家熱愛的原因在于，他們在道德品格上同樣融合了中外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古典文學家、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韓經太說。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仁愛和恕道，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堅毅的氣節和情操；西方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的自由獨立精神，尊重個性和人格平等觀念，開放創新的意識；這些優秀傳統都凝聚融化在他們身上。韓經太說：“所以，他們能夠做大學問，成大事業，有大貢獻，他們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旗幟和榜樣。”

　　本報記者 李 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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