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先生留給我們的博大遺產……

　　西學東傳 文淡如菊

　　季老早年留學歐洲，上世紀40年代回國后，長期在北京大學任教，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卓有建樹。

　　季老精于語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羅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語言僅有的幾位學者之一。他研究翻譯了多部梵文著作及多部外國經典名著。

　　季老又是散文高手，一生筆耕不輟，晚年即使身居病房，每天仍堅持讀書寫作。

　　“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

　　修習梵文為解中印文化淵源

　　翻開《季羨林文集》可以讀見這樣深奧的題目：“吐火羅文A中的三十二相”，“梅呾利耶與彌勒”，“浮屠與佛”，“列子與佛典”等等。這正是季老畢生所致力的學術領域，梵學及佛學。

　　季羨林認為，“不研究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歷史。”而研究佛教肯定要學習印度文化，于是在留學德國時，在哥廷根大學，季羨林選擇了梵學，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O多堂課，季羨林學習了異常復雜的全部梵文文法。修習梵文，季羨林從此踏上中印文化關系研究之路。

　　在《留德十年》一書中，季羨林回憶了選擇梵學原因，“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現。這就得非讀梵文不行。”

　　季老認為，中印文化交流歷史久遠，尤其“佛教于公元前傳入中國后，也由于同樣的原因站穩了腳跟，并逐漸擴大其影響，不但在群眾中流行開來，而且深深地滲透到中國傳統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傳入中國，中國的哲學發展將會迥然不同。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也隨之傳入進來，所以印度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現象，十分突出，令人難以忽視。”

　　幾十年來，季先生對中印文化交流不僅作了大量細致認真的研究，上承前代之余緒，下開一世之新風，獨辟蹊徑，發前人之未發，有不少很有歷史價值的著作問世，其影響巨大，而且他還身體力行，做了很多有關中印文化交流的實事。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并不遲鈍。”

　　散文隨筆獨顯淡泊之魅

　　季老一生筆耕不輟，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他喜歡寫隨筆，散文。在晚年，他不光是學問完成了沖頂，散文創作也進入了一種“化境”。其實，更多的人是從他的散文中了解到季老的為人。

　　季老寫的散文，別具一格，在中國20世紀的文壇上獨樹一幟，可讀性很強，已為世界所公認。提到季羨林的散文，無人不交口稱贊。他既擅長抒情，又擅長寫景，偶爾還用典引詩，使文章耐人尋味，給人以無限的美感。

　　因此，讀他的散文，既會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會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藝術魅力所陶醉。他“剛正不阿，嫉惡如仇，擇善固執”，在文章中均有體現，為眾人所稱道。

　　比如，在《大放光明》中，他用“目中無人”來形容自己得了眼病看不清楚人，用“不知天高地厚”來形容走路時的“一腳高，一腳低”，這種比喻的天才和幽默的風度讓人不禁莞爾。

　　更妙的文字在那篇《八十述懷》中，老先生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路旁有深山大澤，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風；有山重水復，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絕處逢生。路太長了，時間太長了，影子太多了，回憶太重了。”

　　這些十分流暢、一氣呵成的四字句非常講究對仗的工整和音調的平仄合轍，因此讀起來鏗鏘有力，既順口又悅耳，使人不能不想起那些從小背誦的古代散文名篇；緊接著，先生又用了最后四句非常“現代白話”的句式，四句排比并列，強調了節奏和復沓，與前面的典雅整齊恰好構成鮮明的對比，讀起來就跟音樂一樣，美不勝收。

　　“我的學術研究沖刺起點是在八十歲以后。”

　　耄耋之年沖刺學術研究

　　如果用百米賽跑來比喻季羨林一生的學術研究歷程的話，那么，可以說六十七歲(1978年)以前，由于客觀環境的限制和干擾，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歲以后的日子，則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從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則是他的沖刺階段。

　　在這十年里，耄耋之年的季老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學術著作：《糖史》、《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和《中國佛教史·龜茲與焉耆的佛教》。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卻了季老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說給他六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工作劃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季老寫《糖史》需要搜集大量古書上的資料，可是，這些書現在尚未輸入電腦。季老只好采用最原始，最笨的辦法，找出原書，一句句地讀下去。為了寫《糖史》，季老用了兩年時間，天天跑北大圖書館，查《四庫全書》，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詳細摘引出其中的寶貴資料。

　　季老在回憶這段工作時曾寫道：“我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上半個上午，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糖史》寫作完成以后，季老又用一年多時間完成了《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的寫作。剛想休息一下時，《中國佛教史》的寫作任務又找門來,因為有一部分內容國內只有他一人能寫。

　　耄耋之年的季老，仍然“焚膏繼晷”地進行學術研究“沖刺”，完成了幾百萬字的重要學術著作，這無論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在世界學術史上，恐怕都是一個奇跡，不說絕無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見的現象。

　　-本版整理：本報記者 李玲玲

　　-季氏治學說

　　“我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我非常平凡，沒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優點的話，我只講勤奮。一個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點堅忍不拔，鍥而不舍，沒有這個勁，我看是一事無成。”

　　——季羨林

　　季羨林一生十大學術成就

　　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

　　(1) 印度古代語言研究——《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

　　(2) 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

　　(3) 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 1980年又就新疆發現的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進行研究，發表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等文，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曾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并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6) 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譯成漢語有9萬余行，季羨林經過10年終于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較文學研究——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8) 東方文化研究——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

　　(9) 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曾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

　　(10) 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