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所謂的大師在世界范圍內都在被這股潮流所稀釋，思想激蕩大師輩出的時代正在遠去，我們大可不必憂郁地沉湎在對大師想當然的膜拜之中，不人云亦云地期待偶像來支撐我們的文化信心，而是理智地發掘文化的真義所在，這恐怕才是為季老所贊同的

　　季羨林先生走完一代學人的學問人生，駕鶴西去。但他身后的喧囂依然沒有終結。有關各方的追悼活動異常隆重，新聞媒體的報道追憶不惜筆墨，社會民眾亦是自發哀悼這位近數年來幾成為中國文化象征的老人，發出“季羨林之后中國大師何在或何時再來”這樣沉重而焦慮的質詢。凡此種種，皆表明季羨林先生在當下中國人的文化想像中令人高山仰止的地位。

　　然而，這樣的哀榮，看上去更像是盤旋在宏大文化幻象之上的浮塵，尚未有絲毫觸及季先生留給我們的民族真正寶貴的文化遺產。如若撇開強大輿論掀起的浮塵，真正的季羨林，首先應該是一個本色純真的學者。在治學上，他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留德十年，在哥廷根大學專攻印度學，主修梵文、巴利文。他終生勤奮治學，即便在嚴峻的年代亦耕耘不輟，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撰述頗豐，并用流暢的文筆搭建起與一座與大眾溝通的橋梁。在品性上，他是一位中國式的書生，早年勉力于較為單純的讀書教書生活；遞及政治風暴來襲的時代，他“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以智慧堅守著基本的道德良知，晦暗的年代反襯了他的光輝；對待學生晚輩一如自家親厚長者，成為傳之海內的佳話。乃至到晚年，從日記的出版到接受訪談時的談話，依舊表現出他作為學者的不息信念。

　　季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質樸的學者，與人為善、靜守書齋，滿足于布衣素食的簡單生活。季羨林先生的這些品格，作為學者、師者和老者，都是值得國人尊敬和學習的，尤其在人心之內和人際之間功利流行的今天。此種學人，即便是學界浮躁功利之風遍地吹拂的當下，在北大校園里古樸的一院到六院間依然不難找到，這可能是我們透過浮塵看到的薪火相承的希望。

　　直到生命承載他進入一個倡導國學、需要樹立文化大師的時代，季羨林，這位平淡樂天的長壽老人，才在時勢和媒體等強大力量的烘托下，逾古稀之年被戴上國學大師等炫目的桂冠，被裁剪為代表中國文化的符號，這恐怕當非其本意所在。他應景的話語時常被媒體隨心引用或無限放大以敷宣傳之效，這或許連他本人亦料想不到。作為一個單純的學者，他恐怕沒有充分意識到此時自己的身份角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變成了一個身處公眾輿論漩渦中心的公共知識分子，身邊包圍著各種各樣對他禮敬有加同時心有所圖的人，這些惡俗的文人甚至將學術的師承演繹為娛樂的秀場。

　　晚年的季羨林先生，已經被變為大大小小文化禮儀機器上的象征。筆者曾數次目睹季先生參加這樣的活動，簡短的開幕式，刻板的開場白，站成一排的賓客，季先生除對熱情謙恭的問候點頭應答之外，不發一言，儀式完畢，在他人攙扶之下顫巍巍離開。以筆者之懶惰，亦曾在北大西門碰見過問路到季先生家的記者，曾在研究生院的辦公室里聽到過兩位工作人員熱情洋溢地談論季先生家的貓。

　　像所有平易近人的善良學者一樣，他或許不習慣于拒絕，特別是來自友朋、學生、熟人或工作人員的請求。身不由己，浮華背后可能是被羈的痛苦，乃至這位老人晚年還不得不向熱愛他的社會大眾鄭重地辭謝被戴上去的桂冠，以莫克奈的筆調寫道：“我對于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么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他的這些言行，對他自己是無奈，對我們的社會和大眾，更是一種不能言說的刺痛。

　　而且，時間流淌到今日———一個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所謂的大師在世界范圍內都在被這股潮流所稀釋，思想激蕩大師輩出的時代正在遠去，我們大可不必憂郁地沉湎在對大師想當然的膜拜之中，更不必人云亦云地期待用偶像來支撐我們的文化信心，而是理智地發掘文化的真義所在，這恐怕才是為季老所贊同的。他希望的不是累人的高帽子，而應是他作為一個學人所具有的那些伴隨他漫長一生每時每刻的品性美德。就像奧運金牌的光環和大眾體育的堅實之間的關系一樣，這些美德不那么顯見，不那么光華燦爛，但若能傳之后世普及開來，我們社會大眾的文化自然能夠整體提升，大師當會自然綻放，中國的文化也會因此與文明同輝同壽。

　　□慶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