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一下，如果季羨林先生獨駕鶴西去，堪為他撰寫墓志銘的，大概是任繼愈先生。而如果獨獨任先生故去，其墓志銘由長他5歲的季先生來做，也再恰切不過。然而事實是，二位先生在同一天辭世。

　　誰來為二老撰寫墓志銘，誰能做這兩篇文字？細想，無解。

　　最近幾年，兩位耄耋老者之于我們這個社會，更像是一種儀式性的存在。這一層意思，以國家總理自2003年以來5次看望季羨林先生，彰顯得最為明顯。

　　文化的傳承需要儀式性。這也是為什么盡管本人或堅決請辭或淡然不應，公眾還是習慣為他們戴上“國學大師”的冠冕。任何一個文明，總需要個體的可感的存在，來接續某種抽象的群集的傳統。但考察這些年來社會對二老尤其是季先生的態度，則難稱正常。過于虛無的尊崇，并不能增加文化老人的榮耀，也無法證明傳統的活力——甚至恰恰相反，它表征著這種傳統在當代是多么地縹緲、脆弱。

　　一個人是不是真的被其時代所理解，中國幽深的文人傳統中，有一條標準可作判定：在他身后，是不是有一篇“真正”的墓志銘。遠的不說，與季、任二先生都有關系的陳寅恪、胡適二先生，一位撰寫了一篇世人傳誦的碑銘，另一位則獲得了一篇深情凝重的墓志。

　　陳寅恪作《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文中論思想自由之真諦曰：“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胡適墓志由其友人毛子水撰寫：“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里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陳寅恪以比肩王國維的思力、學力、筆力，為王之死賦予了接續與提升中國人文傳統的意義。毛子水學術分量遠不及胡適，但他堪稱真正的“胡適之的朋友”，他對胡適有準確的把握，有理解之同情。

　　那么，在如今這個寥落的時代，誰來為季、任二先生撰墓志銘？以學問論，無解。以氣度論，無解。以性情論，無解。僅以理解論，還是無解——若真的理解，便不會如此喧囂地待他們。

　　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