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引起了廣泛關注，報告顯示，學術不端行為已成為普遍現象，相當比例科技工作者對此持寬容態度。

　　新聞介紹說，我國過半數(55.5%)科技工作者表示確切知道自己周圍的研究者有過至少一種學術不端行為。與此相比，在美國和挪威的相關調查中，分別只有27%和22%的被調查者表示知道周圍的人有過科研不端行為。

　　不難看出，科研不端行為在中外學者身上都不同地存在著，只是程度有差異，表現有不同。正視這一差距，或許有助于我們找到一條更好的學術之路。

　　張保生先生介紹的一個事例可以管窺中外學者在學術道德上的差異。他和一位美國律師合譯了《哈佛法學評論》的一篇論文，其中注釋占了80%的篇幅，正文只占20%。美國學者有言必注，惟恐哪句話別人說過而未加指明，與國內一些學者大搬他人文字卻臉不紅心不跳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但是，如果放在國內，如果一篇論文正文只有20%的話，恐怕是很難見天日的，也不容易被期刊認可。

　　這與我國學術產業化現象的愈演愈烈有關。當下，學術研究和學術成果逐步衍變為可以用金錢直接置換的東西，變成了如同工廠批量生產的商品或者用化肥催生出的蔬菜，引發了“學術大躍進”現象，出現了大量的無病呻吟、千人一面、剽竊抄襲之作，而少有精品創新之作。因此，“寬容”學術不端似乎有了心理的支撐，盡管這是一種畸形的心理。學術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而不是文化知識積淀的自然升華，更不是主體創造的自覺。在這樣的邏輯下，學術的意義自然不在大家的考慮之內。

　　客觀地說，抄襲、拼湊的學術泡沫和學術交易嚴重泛濫，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低水平重復出版，制造論文垃圾，加上以論文論英雄的學術評價機制，使學者淪為生產論文的機器。論文成了為了寫作而寫作，學術造假應運而生，助長了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行為的蔓延。

　　有人明確指出，我國每年發表論文十幾萬篇、專著近萬部，但其中90%沒有什么創新，只是東抄西湊。如此一來，學術道德就被忽視甚至是被有意遮蔽了。近來出現的大學副校長抄襲丑聞，在筆者看來，更能印證我國學者對待學術不端的漠視態度。

　　應該指出，真正的學者是有道德含量的，學者不僅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道德形象——維護正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作為知識與真理的發現者與傳播者，學者的言傳身教對社會和受教育者有著深遠的影響。如果不突出學術道德，整個學術界和知識界恐怕會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之中。

　　-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