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后

　　之

　　離婚激怒章士釗老人

　　離婚手續辦妥后，章含之要我跟章士釗先生和妞妞交代這件事。她不敢開口跟章老談離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會同意我們離婚。

　　離婚令妞妞痛哭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員會辦離婚。第一次去還碰了釘子，居民委員會一位負責人找了諸多借口不給辦離婚手續。后來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員會關照，說：上次來辦離婚的，你們知道是誰嗎？下次章洪二人來辦離婚，不許問長問短，照辦就是了。想不到辦離婚也可以走后門。

　　離婚手續辦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難題交給我。她要我跟章士釗先生和妞妞交代這件事。她不敢開口跟章老談離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會同意我們離婚；而女兒也跟我很親，由我對女兒講也比較好。我想：離婚已成事實，她老是不肯講也不是事情，要我講就講吧。而且要我繼續像做戲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點了結此事。

　　因為妞妞暑假后會出國，我必須在她出國前告訴她這件事，所以我先對女兒講了。記得是1973年五一勞動節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開口，我說：“爸爸和媽媽感情不好，已經辦好離婚手續了。今天才告訴你……”妞妞一聽就哇哇大哭起來。而使我吃驚的是女兒的第一個反應，她竟然說：“我學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嗎？老師知道嗎？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20世紀70年代父母離婚在社會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連孩子也感到有壓力。孩子一是感到丟臉，二是感到沒有家了。

　　離婚的事算是跟女兒講明了，引得女兒大哭一場。女兒那凄厲的哭聲刺痛了我的心，我對女兒的那份憐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無法平復。

　　四個月后妞妞就離家赴美了。那時我已離婚，妞妞臨行我無法去機場送行，只能在電話中告別。那一年，洪晃十二歲，還是紅小兵時已遠渡重洋赴美國學習、生活了。從那時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溫暖、父母的關愛。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書中也談到了她那幾年在美國寄人籬下的感受。

　　女兒這一走我真是牽腸掛肚，因為那時中美兩國之間不能通郵，更不能通電話。我與女兒的來往信件只能通過外交部的信使傳遞。妞妞剛去美國時，基本上每個月給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復讀好幾遍，從中得到不少樂趣和安慰。到后來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課繁重了，顧不上按月寫信報平安。

　　有一次幾個月沒收到女兒的信，我怕她病了，內心一直惴惴不安。萬不得已，我只好打電話到史家胡同詢問妞妞的情況。章在電話中說了一句：“你以后再不要往這兒打電話了。”就收了線。從此我盡管仍然時常惦著女兒，但也學會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里。

　　章老最不放心外孫女

　　離婚的事向女兒交代過后，接著應該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講清楚？真是太難了。章含之根本不敢面對面向父親交代此事，要我單獨跟章老講。我感到非常為難。章老當時已92歲高齡了，再加身體十分衰弱，長期住北京醫院療養。其實1971年我從鯉魚洲干校回北京時，老人家已經在醫院里了。那時我每星期都去北京醫院看望他，從家中帶去可口的菜和湯，坐上一兩個小時陪他聊聊天。老人身體這么虛弱，我怎忍心用這等不愉快的事去刺激他，加重他的病情？我真怕他老人家受不了這個打擊。

　　不久聽說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將啟程赴香港促成國共和談，我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和老人談了。

　　我到北京醫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請安，問候他的健康情況，躕躇了好一會兒才開口說：“爸，我和含之長期感情不和，已經辦了離婚手續了，這件事必須和您說一下。”

　　章老當時非常吃驚，繼而大為震怒。他提高嗓門激動地說：“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斬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們離婚后妞妞怎么辦？”接著又問我，“是誰提出來要離婚？”我說是章含之先提出來的。章老馬上問：“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說：“有了，是喬冠華。”章老馬上說：“你們的離婚過程一定有文章，這件事不能這么了結。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來再說。”說罷他氣呼呼地閉上眼睛。這是章老聽到我們離婚消息后的第一個反應，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對于老人的去世我深感遺憾，老人對我的厚愛我銘感終身。我想：即使章老那年健康地返回北京，我也會勸老人家成全他女兒。過去幾年章含之的種種行為，我從未向老人家透露半句。所以老人一聽到女兒要離婚，總以為是偶然的突發事件。他滿以為：只要他老人家出面，事情就可以挽回。殊不知他女兒的移情別戀已經不是頭一回了。我心里想：章的心早就變了，又何必把人留住？

　　章老不允許女兒未經他的同意就辦離婚。在他看來，這是離經叛道的事，而他最不放心的是他視如掌上明珠的外孫女妞妞。父母離婚了，孩子怎么辦？

　　至于章含之書中寫到的章老對我們離婚所表的態，完全是另一個版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摘自《不堪回首》 洪君彥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