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知識奉獻給人民

　　——深切悼念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

　　任繼愈先生逝世。中國學術的天空又一巨星隕落。這位學界翹楚，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光與熱，獻給了中國五千年薪火相傳的學術事業。

　　“去年五月，任繼愈先生因癌癥再次動了手術。出院不久，他就堅持回到工作崗位。

　　我們勸他多在家休養一段時間。老人說，生命就像銀行里的存款——如果說你們還有100塊錢,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我要用好它。”國家圖書館陳力副館長講述的這個故事，令人唏噓不已。

　　老人一生為人低調，刻意遠離公眾視線。沒有醒目的桂冠，沒有耀眼的光環，卻因其“學”而著其“名”，不負“著名學者”之謂。在老人的心中，學術之路“有似地質隊野外勘探，這支隊伍要不畏荒寒，甘于寂寞。”

　　“學者”，是一個看似平凡的稱謂，而老人卻以其瘦削而挺立的背影詮釋著這個本不普通的稱呼。

　　何謂“學者”？以學術為生者。不是以學術為營生，而是以學術為生命。

　　自覺挑起文化擔當

　　人生有涯。對任繼愈先生來說，九十三年的光陰何其短暫！

　　任繼愈先生是新中國以來，最早成熟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之一，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作為高校教材影響了幾代學人；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創建者，也是新中國宗教學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論斷，學界為之震動，引發了歷時數十年的學術討論；他為中國古籍文獻的保護而奔走，使一大批承載中國文化的珍貴古籍得以妥善保護與利用；他埋首傳統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編纂古代文獻超過10億字；直到晚年，他仍筆耕不輟，每年完成20萬字的寫作……

　　即便如此，直到老人去世，仍有許多工作未能完成。

　　以學術為生命，意味著必須挑起一份沉甸甸的文化擔當。

　　“很多人的學術研究，往往成就的是自己的名山事業。縱觀任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盡管跨越多個領域，但我們卻能真切地感到：傳承中華文化，把國家和民族的興衰系于心頭，始終是他學術研究的主線。如此強烈的文化擔當意識，是很多人所不具備的。”國家圖書館館長詹福瑞說。

　　抗戰期間那次著名的“湘黔滇旅行”，讓青年時代的任繼愈先生決心將學術方向由西方哲學轉為中國哲學，為正在苦難中煎熬的中華民族尋找振興的文化力量，在他看來，中國哲學就是我們民族的生命；他研究佛教，是因為他意識到“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它已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后，他主動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著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觀察社會和分析歷史現象，回頭來再剖析我中華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處，過去看不清楚的，現在看得比較清楚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任先生的學術方向發生了重大轉型。他曾經談到，經歷十年浩劫，很多40歲以下的學者閱讀古代文獻都很吃力。在他看來，中國正處在一個文化積累時期，要實現真正的文化繁榮還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因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轉向對中華傳統古籍的整理，為未來、為后輩學人打基礎、積蓄力量。”詹福瑞說，“古稀之年，任先生對文化傳承仍然有著強烈的高度自覺，最是令人欽佩和感動。”

　　正因為如此，老人著述一部帶有自身學術總結性質的《中國哲學史》的計劃，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終未能實現。

　　對于學界，這是一個永久的遺憾；但對于老人，卻是無悔的選擇。早在13年前，老人在給女兒的家書中就曾這樣寫道：“要相信我們有能力，也有責任對中華文明有所奉獻，即使不為目前，也要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對社會有用，就值得去干。”

　　綻放絢麗學術光彩

　　“學術文章，先有‘學術’，再談‘文章’，因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學術內容，而不是詞藻、結構、章法。有的文章連一兩年的壽命也沒有維持下來，一點也不奇怪，理應如此，因為這些文章缺少科學性。”任繼愈曾經這樣說。

　　學者的立身之本，在于學術。

　　在很多人看來，“師承”是一個人的榮耀，甚至是一份學術資本。然而，任繼愈先生卻很少提及。盡管，湯用彤、賀麟這兩位中國學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級學者曾是他在西南聯大攻讀碩士學位時的正、副導師，也是他一生極為敬仰的前輩。但他始終認為，在學術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博采眾長，有所創建。

　　他曾說，朱謙之、馮友蘭、朱光潛、熊十力、湯用彤等一代學者，之所以能“超過乾嘉學者，也超過同時代新學派的學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接受了現代思想方法。”

　　對于他來說，屬于他的“現代思想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哲學系教師和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每兩周舉行一次討論會。任繼愈是研討會的積極參與者。老先生們無拘無束的理論切磋，使他受益匪淺，這一討論會，也成為他汲取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源泉。同時，憑借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他逐漸摸索出一條以釋、道、儒三教相互影響為切入點，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道路。

　　由此，他走出了一條與前輩學者不同的治學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國哲學史研究別開生面，卓然成家。

　　以學術為生命，就要讓這一生命綻放出屬于自己的絢麗光彩。

　　不僅如此，任繼愈先生還用自己的學術光彩點亮了無數研究者的治學之路。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論斷以后，時至今日，圍繞這一觀點展開的學術討論仍然在繼續。盡管有很多學者不同意這一論斷，但毫無疑問，他提出的這一觀點，打開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課題由此生發出來。事實上，在不同觀點學者的互相辯難中，對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被日益引向深入。”北京大學許抗生教授說。

　　或許，任先生晚年傾盡心力從事的古籍整理工作還需要若干年才能迎來收獲的一刻。在后人的輝煌中，誰又能忘記其中那屬于任繼愈先生的一份光彩？

　　保持學術的敬畏之心

　　很多研究者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興沖沖地向任先生匯報自己即將開始的“大部頭”寫作，卻被任先生勸道：不要著急，再多讀一些書，再多做一些資料收集。

　　他也曾這樣教育自己的孩子：“學問是很嚴謹的，寫一本書要看對社會有沒有用，經不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人生是萬米長跑，不要只看見眼前的一百米，不要只顧眼前的利益。”

　　學術，乃社會公器。以學術為生命，需要時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這份敬畏之心，體現為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

　　任先生晚年，一大心愿是完成一部屬于自己的《中國哲學史》，這樣的愿望不時會流露出來。看到老人實在無暇顧及，有人曾提出，能否請任先生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學生或助手先開始草稿的寫作。此建議甫一提出，即被任先生當場回絕。

　　以己手寫己心，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是老人恪守終生的治學原則。

　　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受命主編《中國哲學史》教材。他特別強調，要對歷史予以實事求是地評價，力戒“借古喻今”。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提出這樣的要求殊為不易。而正因為如此，這部《中國哲學史》教材才能歷經幾十年不斷再版，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留下難忘的印記。

　　“我寫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沒有說別人的話，我反對跟著湊熱鬧。”任繼愈先生這樣說。

　　直至晚年，老人主持的古籍整理項目很多，但卻從來不做“掛名”主編。在他的辦公桌上，經他審閱的書稿常有密密麻麻的批改。一字一句的勾畫，傾注著老人對“學術”二字的理解。

　　敬畏之心，體現為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馮友蘭先生是中國哲學史大家。于外，任繼愈是馮先生的學生；于內，任繼愈是馮先生的侄婿。然而，涉及學術觀點，任繼愈卻能與馮先生展開面對面的爭論。

　　熊十力先生是任繼愈仰慕的另一位老師，然而，當任繼愈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之后，他曾致信老師，不再相信老師佛學研究的方向，“相信馬列主義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此舉被熊先生贊為“誠信不欺，有古人風。”

　　面對先賢如此，對待自己亦然。

　　任先生研究老子終生不輟，所獲成就為學界所公認。然而，他對自己的批判恰恰來自老子研究。

　　1959年，毛澤東接見任繼愈時曾表示，不贊同后者將老子思想視為唯物主義的觀點，但任繼愈仍然堅持將這一觀點寫入了他1963年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任先生改變了原有的看法，在1973年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中，他將老子思想歸入唯心主義。幾十年來，老人從沒有放棄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在1981年，他再度推翻了自己的觀點，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加徹底的反思。他表示，“主張前說時，沒有充分的證據把主張老子屬于唯心主義者的觀點駁倒；主張后說時，也沒有充分證據把主張老子屬于唯物主義者的觀點駁倒。我重新檢查了關于老子辯論的文章，實際上是檢查自己，如果雙方的觀點都錯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錯了。”

　　由此，他又引申道：“回顧20年來關于老子的研究文章、著作，沒有講透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失誤，不是沒有講透，而是講得太‘透’，以至超出了《老子》本書及其時代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因而講得越清楚，離開《老子》本來面目越遠。我們替古人講了他們還沒有認識到的一些觀念，這就造成了方法上的失誤。”

　　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對于一位成名已久的前輩學者來說，無疑需要很大的勇氣。“然而，對學術真理的追求高于一切。正是在這樣的自我批判中，任先生不斷實現著學術的自我超越。”中共中央黨校侯才教授說。

　　人生境界決定學術高度

　　以學術為生命，是一種人生境界。

　　在很多人看來，古籍整理是一項完全“為人作嫁”的工作，視之為畏途。任先生對此也深感憂慮：“古籍整理工作又難學而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來越少，后繼乏人的困境越來越嚴重。能安心一項工程十年不松懈，沒有時間發表個人文章。而目前的聘任制度，如評定職稱、工資待遇的現實問題，對長期古籍整理者，處于不利地位。不計待遇報酬，甘心奉獻的人難以找到。”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他一面努力為古籍整理爭取應有的學術地位，一面身先士卒，毫不猶豫地將這一重任擔在自己肩頭。因為，他知道，文化建設需要一點一滴的積累。為了后來者能攀上學術的頂峰，他甘愿作一塊鋪路石而鞠躬盡瘁。

　　“20多年前，我們在上研究生的時候，任先生就用一個包著玻璃絲套的杯子喝水。不久前，我去探望他，那個玻璃絲套依然在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研究員感慨良多。

　　人們眼中的任繼愈先生，不為外物所左右，不為榮辱所干擾，從不急躁發火，也少有慷慨激昂，總是在自己認準的學術道路上，奮然前行。

　　他說：“讀點歷史，使人懂得‘風物宜長放眼量’，不能用一時的行時或冷落來評量學術上的是非。有了這樣的認識，心胸可以放得開一些，不至于追逐時尚，陷入庸俗。”

　　任繼愈先生用他的行動再次證明：人生的境界，決定著一位學者所能企及的學術高度。

　　斯人不在，長歌當哭。

　　我們還記得任先生那句樸素的話語——“知識分子要把知識奉獻給人民”。

　　讓每一位為中國學術事業默默奉獻的學者，享有永遠的榮耀。

　　本報記者　邢宇皓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