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早年給我的印象

　　在我年輕的時候，父親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周之內從副教授升到了教授。在他當上副教授的時候，他給家里寫過一封信，只過了一周，他又來了一封信，說當上教授了，而且還當上了系主任。

　　1952 年，我到北京考大學，就住在父親那里，與父親的接觸開始多了起來。不過，那個時候，我并沒有看到父親搞研究。只見他整天開會，搞運動，早出晚歸，我看不到他那個人。雖然當時家里環(huán)境很好，有個書房，但沒看他做什么學術。他搞學問的高潮期，是從“文革”中后期開始的，而爆發(fā)期則是在80 歲至 90歲之間，除了在德國奠定他學術地位的那些年。

　　父親在“文革”中的自殺想法

　　那個事情，父親其實策劃已久，安眠藥準備好了，服藥的地點也在圓明園選好了，把存折、糧票也早早交給了我嬸祖母和媽媽。但就在他準備出門去實施這一計劃的那天早上，一群紅衛(wèi)兵涌上了門，并把全家人都逼到了廚房里，然后那幫紅衛(wèi)兵就在屋里進行抄家。 等到紅衛(wèi)兵折騰完走了，父親就想，像這樣的恥辱我也忍受了，還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于是，自殺的念頭一下子煙消云散。

　　那時，學已經(jīng)不能教了，父親就決定進行學術研究。他是把這作為斗爭的一種方式。另外，他對學業(yè)也有著不可舍棄的愿望，并對未來抱有很大信心。當然，我們只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具體內容并不清楚，因為那個太專業(yè)了，我們沒有一個懂的。

　　家里人都是圍著父親轉

　　父親在家里基本什么也不管，像孩子上學，洗衣做飯等生活上的事情，他一概不問，只管搞他的學問。他的習慣，是定期給家里一筆錢， 100 塊、 200 塊，然后怎么花、夠不夠，他就不操那個心了。有時不夠花的，都是我嬸祖母、 母親去想辦法，也不去問他。但我覺得，他雖然在家里沉默寡言，但內心里什么都清楚，都有數(shù)，只是他不表現(xiàn)出來。

　　對于父親的生活習慣，并沒有覺得什么不適應。他習慣早起，因為那個時候比較安靜，當然他睡得也比別人早一些。他起床后，自己泡一杯茶，再吃上幾片饅頭片和幾粒花生米就可以了，也不去麻煩別人。

　　在我們家里，從來沒有爭吵過，因為所有人都讓著他，都圍著他轉。 對他，包括我嬸祖母，我母親，都完全是容忍的態(tài)度。這個，我父親肯定也感覺到了，所以，在他后期的文章中，他把容忍提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

　　父子隔絕 13年究竟為了什么

　　從1995 年我的嬸祖母、母親和姐姐都去世后，我與父親之間的關系陡然緊張起來，及至決裂，在此后長達13 年的時間里，我們都沒有見過一面。 有人說，這是因為我與現(xiàn)在妻子的緣故。我現(xiàn)在的妻子，原來在我們家做保姆，伺候我父親，年齡比我小很多。但我說，這并不是根本原因。其間，有些人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導致我們父子之間產(chǎn)生了很多誤會。

　　我們父子在去年11 月重歸于好之后，父親曾問過我一句話：“你真的想毒死過我嗎？”我回答父親：“ 這怎么會呢？您相信嗎？” 父親說：“我不相信。”

　　父親不相信，怎么還會搞出這么個事情來？無非就是有人搗鬼，想實現(xiàn)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