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在回憶恩師文章的字里行間，似乎流淌著對恩師的厚愛，師道的至尊以及前輩的仰慕之情愫。

　　7月11日的北大校園，這看似平常的一天，“未名四老”之一、98歲的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悄悄地與燕園永別了。2007年，季老在新書《病榻雜記》中要求摘掉頭上的“國學大師”、“學術泰斗”和“國寶”3頂帽子。北大在發布消息時并沒有用社會和輿論曾賦予季羨林先生的“國學大師”的稱號，僅僅用的是“資深教授”的說法。

　　季老生前為什么不喜歡“國學大師”的稱號？很多人以為是一種自謙。其實，從學術上說，他從來沒有深入研究過國學。盡管他曾涉獵敦煌學，但那是一門特殊的學問，并不等同于通常意義上的國學。季羨林先生年少時問學于清華，師從學貫中西的陳寅恪等大師，產生了對梵文的興趣，隨后留學德國十年之久。他的第一個學術成就的高峰，正是產生在這十年之間，奠定了他作為一代知名學者的基礎。而這些就不能不說到季老的德國恩師。

　　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季羨林散文全編》)一文中，他坦陳：“一生碰到了6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老人早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師從瓦爾德施密特先生。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他一個外國學生。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致，威儀儼然，一絲不茍。二戰爆發，瓦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他一個中國學生。“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里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并在，擔心與愛憐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后來，經陳寅恪大師推薦，在國內學術界尚藉藉無名，三十多歲的季羨林走進了北大的大門，還成了胡適校長辦公室的常客。

　　在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在回憶恩師文章的字里行間，似乎流淌著對恩師的厚愛，師道的至尊以及前輩的仰慕之情愫。所以，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季老不僅覺得“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且“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老人甚至想仿效俞伯牙在鐘子期墓前摔琴的典故，將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匯報自己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

　　正是恪守著恩師對人類文化、對人類和平的熱愛，恪守著知識分子的操守，以最樸素的情懷，最執著、最長遠的學術之路，到達了學術的制高點，思想和人生的制高點。季羨林不僅著作等身，躬耕于三尺講壇亦是桃李滿園。

　　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其道不僅是方向，義統，也是規矩。其德，則為境界耳。荀子也曾言：“禮，所以正身也；師，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教師作為一種特殊職業的群體形象，世代為公眾所尊重，所仰慕。尤其在社會道德價值的構建中，師德、師尊、師道、師恩，就像一面迎風招展的大纛，引領著三軍的方陣。然而，當下人們很難接受，卻又不得不面對的是，一向被奉為道德楷模的群體的極少數，日漸暴露出其世俗和庸常的一面，而“師道”，也受到挑戰和質疑。把學校當學店，把學生當消費者；為學術政績不惜造假、剽竊，斯文掃地———師道之不復，“恩師”又何存焉？

　　□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