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遷風波暫息，魯迅周氏三兄弟故居北京八道灣11號又傳拆遷

　　傳奇與日常都應該收獲尊重

　　故事從這里開始。

　　90年前的11月21日，周氏家族遷入北京市西城區(qū)八道灣胡同11號這個三進的四合院。此后，八道灣胡同11號誕生了《阿Q正傳》、《故鄉(xiāng)》、《社戲》等作品；胡適、李大釗、毛澤東、劉半農等人到訪過這里；北京大學東語系的建立、民俗學的概念、兒童文學研究等許多現代性話題都與它有關；除了周氏兄弟，這里還住過蘇聯盲人詩人愛羅先珂、李大釗的遺孤李葆華、國民黨憲兵隊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那是一個傳奇紛至沓來的年代。

　　現在，它則與北京舊城里大多數四合院一樣，變成大雜院，至少住了30戶人。過去的故事成為傳說，生活還在繼續(xù)。小院里晾著衣服，屋里是打雞蛋時筷子與碗敲擊的清脆聲，由于地形復雜，人口眾多，郵遞員送信時經常要在院子里繞著喊。

　　直至2009年6月26日，一張《北京市房屋拆遷公告》貼在八道灣胡同口的墻上，西城區(qū)教委要進行教育用地項目建設，位于金融街西擴范圍內的35中遷址建設拆遷工作正式啟動。拆遷范圍包括前公用胡同、八道灣胡同、西直門內大街和趙登禹路共計118個門牌號區(qū)域內的房屋及其附屬物，涉及居民700余戶，八道灣11號也在其中。

　　“周家人都沒了，現在都是散居入戶。這院你愿意看就看，我也不知道它拆不拆。”7月16日，一位家住八道灣11號、沒有透露姓名的大爺對記者說。

　　八道灣胡同11號本是周氏兄弟共有房產。據《周作人傳》作者止庵介紹，八道灣胡同11號由魯迅經手、賣了紹興祖產后購買。那時，周作人一家住在后院北房西側三間，周建人一家住后院北房中間三間，魯迅最初住中院西廂房，也就是后來的“苦雨齋”，之后才搬到前院。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魯迅搬出八道灣胡同11號，后來母親、周建人一家也搬離。

　　據止庵介紹，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作人一家搬入西跨院，八道灣胡同11號住進了憲兵隊。1949年國民黨撤離，周作人一家搬回中院。解放后，許廣平將八道灣胡同11號院捐獻給政府。軍隊和家屬入住后，周作人搬到后院北房中間三間。1952年部隊陸續(xù)遷走，小院開始住進其他人，這里變成大雜院。此后，北京市舊城區(qū)私房歷經“經租”(1958年，由政府統一經營出租部分私房)和“充公”后，大多復制了八道灣胡同11號變成大雜院這一結局。

　　那位沒有透露姓名的大爺1963年搬入八道灣胡同11號，那時，三進的格局還很清晰。大爺的兩間南房每個月的房租是56元。“我們這是公房，周什么來著，就那漢奸，沒收他的房。”大爺說他見過周作人，“他挨斗的時候我瞅見過，哪個學校的來了，進門都找他。”1967年，被趕出后院北房的周作人于東側日式廚房中去世。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11號院的居民搭起地震棚，后來地震棚變成各家的自建房。八道灣胡同11號也因而變成現在的格局。大門、月亮門、后院的荷花池早已不見痕跡，三進的格局被自建房遮蔽后面目模糊，肥皂水汩汩地從一戶人家的門縫流出來，只有在抬起頭的時候，才能憑借老房子的屋脊以及層層疊疊的瓦片依稀辨認出這個院子從前的模樣。

　　與周氏家族唯一有直接聯系的11號院居民只剩下周家保姆張淑珍，這位老人已于2008年去世。其他居民對11號院的歷史也都能說上兩句：哪排的房子是后建的、哪棵樹是后種的、哪里是新修的……在這些后來的故事中偶爾還夾雜著一些關于從前的傳說。11號院的外地房客龔博曾向房東打聽過這里的歷史，他說，房東既不了解，也不關心。

　　“你說你讓我們搬家，商量好了合適就搬，不合適就不搬。”那位大爺這樣說。拆遷辦的工作人員已經到11號院入戶調查了。十幾年來，這里幾次有過拆遷的傳聞，不過這一次是真的要動了。

　　截至目前，關于八道灣胡同11號的最新消息是，居民遷出，這里會作為魯迅故居保留下來，成為35中新址的一部分。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對這個結果表示一絲遺憾，“八道灣胡同11號變成一個單體文物，整體的街區(qū)景觀不存在了。”幾年前，他曾有過將11號院作為魯迅博物館分館的打算，但最終無果。“我們屬于國家文物局系統，他們屬于北京市文物局系統的，這件事又必須西城區(qū)政府來做。從國家到市再到區(qū)，這個渠道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拆遷安置、保護，每年的投入都很大，這個事還要靠政府來做。”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身份也成為爭論焦點。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寫道：“保護八道灣實際等于保護周作人的‘苦雨齋’。那么，漢奸的舊居難道是值得國家保護嗎？”止庵則認為，周氏整個家族將在日后越來越重要，“過去我們只說魯迅，其實三兄弟在文學上都是有貢獻的，不在于某個人的政治身份，而是他和當時文化的關系。周作人后來是有問題，但不能因為這就抹殺他之前所做的一切。”

　　這不僅僅是一個11號院和一個家族的事，歷史和當下都需要得到尊重。幾個八道灣胡同的老太太坐在墻根下聊著房山的房價，“你要能呼吁保護下來，我們誰都不走。”這里的拆遷補償款公示價格是每平方米23085元，貼在墻上的《北京市房屋拆遷公告》上，不知是什么人寫上了“不簽字”“決不搬走”的字樣。

　　《城記》作者、長期關注北京舊城保護的王軍認為，35中新址選在這里本身就不合適。“既然《北京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已經提出要發(fā)展新城、保護老城，就不應該在這里擴建，應該去新城辦分校，怎么還在老城里繼續(xù)擴張呢？保護不能只說局部，好像一個故居留下來就怎么樣了，那一片胡同是一個整體。”

　　滿足“危房”中百姓的住房需求與古都保護，似乎成為一對矛盾。但王軍認為，老百姓的住房保障應該作為一種日常性的保障，“不要總搞強制性拆遷，平時就沒有一種渠道保障他們的住房，結果生活越來越差，最后就打著‘改善居住條件’的旗號來拆，可給他們的錢很少，因為他們的面積小，最后還是買不起房。”

　　再次回到90年前。魯迅在北京的那幾年曾移居多處，現在這些地方不是面目模糊就是面目全非。紹興會館已經看不出當年的樣子；磚塔胡同61號的北房在上世紀80年代拆除重建；張勛復辟時，魯迅在東城區(qū)某處住過兩個禮拜，現在那里也已無跡可尋了。

　　拆除還在繼續(xù)。盡管近來被媒體關注的梁思成、林徽因居住過的北總布胡同24號以及八道灣胡同11號最終都以“故居”的名義得以保留，但王軍對此并不樂觀，“我關心的是，北京舊城里邊還有那么多上任領導批準的危改項目，這些項目現在是不是該停下來討論討論？”

　　本報記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