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殊時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全家一同來到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自己的妻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于是,卓琳多次謝絕了一些單位、團體請她參與工作的邀請,一門心思為鄧小平當秘書,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發的,就交給秘書。他要收起來的文件,由我負責存檔。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記好,再用三輪車送到中央辦公廳存檔。”有時忙,她和鄧小平一直勞碌到深夜。卓琳就是這樣默默在鄧小平背后奉獻著,從不給他添亂、惹是非,從沒想過從政參政,只是盡職盡心做好自己認定的分內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溫暖,無疑有助于鄧小平從容應對接踵而至的政治風波,在風風雨雨與境遇沉浮中,不變的是與他相伴永遠的妻子兒女。卓琳與鄧小平是一對性格迥異的夫婦,但他們心底深處有很多內在的東西是相通而融和的,兩人默契著應對一切來自外界變幻的風云。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艱難歲月,更顯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個時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劃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別信任自己的丈夫,沒有“犯糊涂”:“那時我相信他沒有錯,當然失誤可能是有的,但不會有錯誤,更不會有大的錯誤。”鄧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資被停發,生活十分困難。鄧小平有一件開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時一個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個洞。家里沒有開司米毛線,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顏色的粗毛線,分成細線,一針一線地把毛衣補好。

　　1969年10月,鄧小平以“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監管勞動。經過戰爭磨煉的卓琳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毫不猶豫地陪伴鄧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戰,共同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那時,鄧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機修配廠干鉗工活兒,這對他來講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學時就干過,然而畢竟已是將近70歲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給他搬個椅子坐坐,他說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來了。卓琳的活是纏線圈,可以坐著干。當時她有高血壓,往往要一手拉著丈夫、一手扶著欄桿上樓。

　　由于工資全部停發,改發很少量的生活費,生活甚為拮據,鄧小平原來愛抽的“熊貓煙”不抽了,改為“前門煙”,愛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來卓琳從與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學會了釀米酒,不多久,就能釀得一手好米酒,鄧小平很愛喝。他們還動手做豆瓣醬,這種菜對四川人來說是頂下飯的。

　　他們在那里還開墾出了一塊地,種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那里揀石頭。揀完石頭后,弄成一畝地的樣子,我們就跟老百姓要些種子,種些茄子、辣椒之類容易種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總是照顧我。”

　　被“發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記戀終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種菜、施肥,他們干得很愉快,互相幫扶,互相體貼。不幾個月,菜地長得青蔥翠綠,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開出了金黃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圍來回飛舞。鄧小平夫婦看在眼里,喜在心頭。就是這樣,鄧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燒飯之類的技術活,夫婦倆在配合中相互照顧,享受著勞動收獲中帶來的喜悅。

　　他們精心喂養的幾只雞也開始下蛋了。這幾只雞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鄧小平夫婦勞動回來,就咯咯地跟上前來,仰著腦袋要求主人喂食。他們總是高興地滿足它們的要求。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然而如果沒有卓琳對鄧小平生活的照顧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沒有卓琳用行動給予鄧小平最大的支持與關愛,我們無法想像后來的鄧小平歷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