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四個侄兒女有的在部隊三十多年，有的軍齡僅幾個月——

　　伯伯七媽“干涉”我們兄妹四人參軍

　　我們的七媽——鄧穎超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當日所公布的她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補充了兩點內容的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專門談到了“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同志們，勿以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以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必要的。”

　　我們六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先后參了軍，有的在部隊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幾個月便離開了部隊，情況截然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我們參軍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媽的“干涉”。

　　1、飯桌上的談話

　　“去服兵役怎么樣”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將畢業，正在緊張地準備高考。一個星期六，姐姐回家對我說：“伯伯讓我轉告你，明天請你到他那去一趟，說要和你談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頓地回答：“未經授權，不便相告。”

　　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廳。伯伯不在，我問七媽：“伯伯要和我談什么事情？”七媽也不肯向我透露一個字，只說：“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來后他會自己和你談。”

　　到午飯時間，伯伯才回來，于是談話便在飯桌上進行了。

　　伯伯問我：“打算考哪個學校？”

　　“清華無線電系。”

　　“準備得怎么樣了？”

　　我自認為問題不大。

　　突然，伯伯把話題一轉，問我想不想參軍。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想，我從小就想當兵！現在正在參加空軍選拔飛行員的體檢和考核。”

　　“現在進行得怎樣了？”

　　“還順利，區、市檢查都通過了，現在只差到空軍總醫院去做低壓艙等專業檢查了，明天就去做。”

　　“有把握嗎？”伯伯笑著問。

　　我挺自信地說：“有！聽說體檢到了這個程度，即使當不成飛行員，也可以到海軍去。”

　　這時伯伯突然又說了一句：“萬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樣？同樣也是當兵嘛！”

　　說實在話，高中畢業去服兵役我可一點沒有想過。不過從我懂事起，十幾年來在伯伯、七媽的教育熏陶中，我腦子里形成了一個明確的概念：他們都是高尚的，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盡管我對服兵役沒有思想準備，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說：“行！去服兵役。”

　　“那么就這樣，國家選一個飛行員不容易，如果選上了，去空軍，當然要進航校學習飛行。如果是去海軍，要直接去艦艇，當水兵，不要上軍校。如果海軍也去不了，就去陸軍服兵役。總之，要到戰斗部隊去。”

　　接著，他嚴肅地說：“那么有決心不考大學了？”剛才我還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本來為了高考，從高二我就開始努力，這半年多又下了大功夫復習備考，現在說根本不參加高考，事有些突然，更有些舍不得。可是事情已經談到這個程度，還能說什么呢？我回答：“好，就不考大學了。”伯伯臉上露出了笑容，這才給我講了為什么希望我去服兵役的道理。

　　“今年農村又受了災，需要勞動力，今年復員軍人都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咱們城市青年應征參軍，這樣就可以少抽或不抽農村勞動力服兵役，這不就是支援了農業生產嗎？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額，減少農村征兵數。城市青年參軍，減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減輕農村的負擔。”

　　我注意地聽著，他也放下了筷子，繼續說：“你以為一個人非上大學不可嗎？不，不上大學同樣可以得到很多知識，甚至會學到大學里學不到的東西。我就沒有上過大學。你喜歡無線電，到軍隊里有無線電兵，當飛行員也要懂得無線電，你都可以去學呀！結合實際學到的知識，會更鞏固、更有用。”

　　2、好男要當兵

　　“我可以動員兩個”

　　1961年7月初，我們在北京工作的堂兄爾輝結婚，因為他祖母和母親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媽為他們在西花廳舉辦了婚禮，飯前參加婚禮的三十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沒趕上。飯后，七媽拉住我說：“你來晚了，沒趕上照相，又要參軍走了，來和伯伯照個相吧。”維世姐姐說：“金山也來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上面的這張照片。

　　這是我和伯伯的最后一次合影。

　　結果，我還是被空軍錄取了，進入了空軍航空預備學校和殲擊機航校，成了一名戰斗機飛行員。在航校學習以及畢業時，領導們幾次征求我的意見，要調我去飛運輸機，我心里明白這是領導對我的照顧，因為飛戰斗機要比運輸機辛苦得多、危險得多，但是我想，既然進了殲擊機航校，再改機種顯然不合適，何況伯伯專門要求我“要到戰斗部隊去”。所以我堅持分配到殲擊機部隊，飛了近二十年的戰斗機，常年在一線機場擔負著國土防空的作戰值班任務。

　　我參軍后，先后在幾個所在的軍校、部隊都聽到首長們說：“噢，你就是總理動員參軍的那個侄子。我們聽了總理講話的傳達。”原來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會議上，專就增加城市征兵，減輕農村負擔，全國一致戰勝自然災害的問題，號召干部們動員自己的孩子參軍，特別號召高級干部動員孩子帶頭參軍，以推動這項工作。并說：舊社會有一句話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我們新社會就是好男要當兵！我沒有兒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動員兩個。

　　伯伯動員的另一個參軍的是，在讀小學、中學時也住在西花廳的龍桂輝。他是隨伯伯工作了十一年的龍飛虎的長子。當時他已經是地質部的干部，每月有幾十元的工資。聽了伯伯的話，到了他父親任職的福州軍區，地質部為他開的是干部介紹信。他父親一看就火啦，說：總理是要他當兵的，怎么能來當干部，并把介紹信撕了，讓他到連里當了一名上等兵，津貼費和列兵一樣：6元！

　　我參軍后每年都會拍張照片寄給母親和七媽。1970年夏我回京時，七媽對我講：“你每年寄來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說：還不像軍人，還是個學生。直到去年你寄來的照片，伯伯才說：‘嗯，像個軍人啦！’”

　　3、脫下軍裝回農村

　　“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

　　1965年，我的大弟弟秉華高中畢業前，準備和邢燕子她們一樣到農村去務農，得到了伯伯和七媽的全力支持。但此時兵役部門到學校征兵，秉華被列入了應征名單。他把此情況向伯伯、七媽做了匯報。伯伯此時對秉華參軍的“干涉”就是問了一句：“你不是想去當農民嗎？怎么要放棄了？”

　　后來，秉華到了成都的一個軍事通訊學院，當了一名有線電兵。服役期滿后復員回到北京當了工人。后來在單位里提干，做了人事、紀檢和北京市出版局的打擊非法出版物工作。2003年春，他被評為全國新聞出版系統“掃黃打非”先進工作者。

　　我們最小的弟弟秉和、妹妹秉建，分別在1969年初1968年夏到延安和內蒙古插隊，當時他倆一個剛滿17歲，一個不到16歲。

　　秉和、秉建插隊兩年左右時，部隊在他們所在的地區征兵，兩人分別被貧下中農推薦參加了應征。結果秉和作為棗園村唯一體檢合格的青年，到了新疆軍區一個很艱苦的高山哨所，秉建到了北京軍區的一個駐京部隊。兩人都高興地向家里報告了這個好消息。

　　但之后發生的事情，用秉建的話說是“始料不及”，用秉和的話說是“巨雷轟頂”！因為伯伯、七媽動員他們脫下軍裝，還是回農村、牧區去繼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伯伯、七媽講的理由是：你們的父親現在正在接受審查(父親周同宇受江青“四人幫”迫害，從1968年至1975年被關押，1979年平反)，你們的情況不符合入伍的政策；在農村、牧區，那么多人里挑上你們參軍，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一點也不能搞；你們應該讓貧下中農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隊去，把參軍的機會讓給他們。

　　十幾歲的弟弟、妹妹雖覺得委屈，但還是聽了老人的話，又回到了農村、牧區。所以秉和、秉建的軍齡只有幾個月。

　　秉和在延安農村勞動、生活了四年多，而秉建在蒙古包里生活、勞動近八年，才先后成了清華大學和內蒙古大學的“工農兵學員”。

　　這就是伯伯、七媽“干涉”我們兄妹四人參軍的故事。

　　作者簡歷

　　周秉鈞，周恩來同志侄子。1961年8月進入空軍第一航空預備學校、空軍第三航空學校學習。1967年4月起先后任空軍航空兵某師飛行員、副大隊長、大隊政委、團副政委 代團政委、師副政委、廣州軍區空軍司令部科研處處長、空軍司令部第八研究所副所長、廣州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助理。1988年被授予空軍大校軍銜。

　　1992年12月任廣州珠江實業總公司副總經理。1993年11月-2003年12月任廣州保稅區管委會副主任、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