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蘭州機場收到短信“季老今天早晨去世了”，我的心沉入了萬丈深淵。在飛機上，我茫然地望著萬里藍天，似乎又在深藍的蒼穹中，看到一代東方學術大師巨大的身影！

　　我的眼前浮現出季老那睿智而安詳，淵博而謙和的形象。這位精通英、德、梵語、巴利語、吐火羅文、俄語、法語的學者，焚膏繼晷，以超越常人的工作熱忱而“止于至善”:從考證到義理之學，從東方語言學家到東方學家，從印度歷史文化到比較文學的研究，從佛教語言研究到中國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個多元的文化研究領域。“君子不器”，他命定般地不屬于任何一個固定的研究領域，也不屈從于任何專業狹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類智慧，創新東方新思維。

　　在《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中先生認為:現代性的西方文化過分強調競爭，已經顯示出諸多弊端，東方文化將在未來歲月中顯示出魅力。“在西方，從伽利略以來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學走的是一條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細，現在已經分析到層子(夸克)，而且有人認為分析還沒有到底，還能往下分。東方人則是綜合思維方式，用哲學家的語言說即西方是一分為二，東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尋求整體的綜合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要用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經達到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把人類文化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知道先生為了寫《糖史》，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每天來回五六里路去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從新時期以來近三十年，季老撰寫了近三百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十幾部學術著作。其一生的總數達1200萬言，這種以寫作連接的生命本體，顯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的空前噴發的寫作狀態。先生做學問不局限在自己的所謂專業的領域中，而是有廣闊的人文關懷，尤其是關注全球化時代中東方文化復興的意義。提出“二十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文化送出去”等重要理論，引起學界廣泛的關注和論爭。

　　廣被萬物的愛心與知識分子的膽識，大千世界平等的思想與不爭而無可與之爭的智慧，在季先生那里體現得十分醒目。先生個性極為鮮明，如果來訪者不學無術而又滔滔不絕者，先生就會面色木訥長久不言；如果是清純學生求訪解惑，則他每次必從家中送出來直到大門口默默招手告別，然而你回首遠望仍見老人在寒風中的蒼涼；當90高齡的先生仍然每天來回于圖書館并沉浸在《糖史》的廣闊世界中，我和不少學子在北大博雅塔下目送先生挎著厚厚的書包沉默獨行；電視臺拍攝《北大之魂》時，在湖邊聽先生暢談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和價值身份的大膽和勇毅令后學失色；先生童心慧眼，喜歡養波斯貓、小烏龜和小動物，每天寫作疲倦同它們親近成為生活中天性流露的美麗場景；先生總能在會議的間隙，遠離塵囂寫成美文。這些，讓我閉目思來，心中一熱。

　　生命不息，思想不止。季老住院后在身體狀況不好的情況下還堅持每天寫作思考。病中的先生支撐著已不能站立的病軀，忍受著因寫作而導致反復發燒和化膿性皮炎折磨，每天以2000字的驚人毅力推進著，用自己一生的學問思想與死亡之神賽跑……季老說:我喜歡的知識分子是: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后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當然是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正是夫子自道！

　　如今季老永遠離開了我們。回想這位世紀老人，他性格寬厚平和有如泰山石，穿著發白的藍中山裝提著舊書包奔走于各種國際會議的形象，勝過了那些假洋士多少虛假宣言和媒體作秀；他對后生學者的獎掖提攜之多難以言盡，一生培養了6000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國內知名東方學學者，還有幾十人成為各國駐外大使；他對學生治學要求極嚴，但是一旦多年不見的弟子從海外遠道歸來，他總是推開所有的會議，與其在書房中盡興暢談……

　　我始終認為，孔子、老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尼采……這些東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們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生，怎樣死。與他們對話，就是在思考我們個體的生命。季老曾對我說:我已年屆耄耋，對生命和名利的態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脫，因此很欣賞陶淵明的四句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順盡，無復獨多慮”。季老正是這樣一位透悟生死的慧者。

　　王岳川

　　作者單位　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