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曾經描述他的夫人彭德華一輩子都不知道他搞的這一套是什么玩藝。其實全國敬仰先生的人，對先生在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又知道多少呢？不說別的，僅就季先生深入研究的吐火羅學，我想就沒有太多的人知道，而這恰恰是季先生文化成就的象征。

　　吐火羅文是我國新疆地區一種失落的語文，重新發現到現在也不過100多年。1890年一位英國軍官在新疆庫車發現吐火羅文的樺樹皮文本，此后20年間，普魯士、法蘭西、俄羅斯等國的探險隊在庫車與吐魯番附近不斷發現寫有吐火羅文的殘卷與木簡，使得柏林與巴黎成為世界上藏有吐火羅文文本最豐富的城市。吐火羅文雖然是印歐語系一個最遠的東方分支，在詞匯上受到印度—伊朗族語較大影響，但在語音與動詞詞法上卻與鄰近的印度—伊朗族語差異較大，而與歐洲人使用的印歐語言相近。吐火羅文用婆羅米字母書寫，在西元6—8世紀的塔里木河流域以及附近地區使用，主要用于書寫佛教經典、佛法譬喻以及闡釋佛教思想和戒律的著作和戲劇等，當然也有關于商業貿易、醫學巫術等內容的文本。1908年德國語言學家西克(Emil Sieg)與西克靈(W ilham Siegling)完成了對吐火羅文的突破性識認，發表了關于吐火羅文的學術論文，認為吐火羅文分為兩種方言，焉耆地區的可稱之為吐火羅文A，龜茲地區的可稱之為吐火羅文B。此后，西克、西克靈經過長期的努力，加上比較語言學家舒爾茲的相助，合作巨著《吐火羅文文法》終于在1930年問世，成為跨入吐火羅學的第一個門檻。天書終于有了破譯者，而破譯天書的西克教授，無疑也成為吐火羅文之父。

　　正是這位吐火羅文之父，看上了來自吐火羅文出土國的季羨林。其實，季羨林學習吐火羅文是非常偶然的。如果不是因為戰爭阻斷了季羨林的回國行程，如果不是季羨林的梵文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如果不是西克教授來接任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教職，如果不是西克教授覺得季羨林是一位可塑的語言天才而近乎武斷地硬要將自己的看家本領全部傳授給這位異國學子，那么，季羨林可能壓根就與吐火羅文無關。因為在這之前，季羨林的大腦中已裝有7種以上的外國語文，一個人的頭腦究竟能夠容納多少種外國語文？季羨林心里沒底。但是，既然是老先生武斷地要把全部看家本領傳授給自己，那么，你敢硬教，我就敢硬學。開始學習這種天書的時候，他是感到很苦，但是不久學習興趣就來了——每周2次課，非但不以為苦，反而渴望上課了。

　　1946年季羨林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后，發表了一些論文，但是在學界引起較大關注的論文卻是《浮屠與佛》，這也是先生本人在1949年之前最滿意的兩篇論文之一。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胡適與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就“浮屠”與“佛”誰先誰后的問題，論爭非常激烈，季羨林就利用自己的吐火羅文知識，澄清了“浮屠”與“佛”的長期存在的不正確認識。季先生認為，“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譯，而“佛”則來自吐火羅文，二者意同而淵源不同，“佛”并非“浮屠”的簡稱。

　　由于吐火羅文是以佛教為主題的文本為多，在季先生后來的印度學和佛學研究中，認為早期的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傳入中國的，而是經過了中亞細亞的中介。1974年春，在新疆焉耆縣千佛洞附近發現了88頁吐火羅文殘卷，新疆博物館副館長李遇春了解到，在現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羅文，而在中國就只有季羨林懂。李遇春便來到北京，將攜帶的殘卷交給季先生。季羨林經過10多年的研究，終于破譯了全部殘卷，原來這是一部宣揚佛法、名為《彌勒會見記》的27幕劇本，季先生的破譯也終結了吐火羅文出土在中國、識認在外國的歷史。尤其是先生的《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英文本在德國出版后，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由于先生在吐火羅文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聘為在冰島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種《吐火羅文及印歐語文研究》雜志的顧問。

　　那么，季羨林在中國開創的吐火羅學，對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有什么象征意義呢？

　　首先，吐火羅文是一種失落的語文，是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懂的絕學。“為往圣繼絕學”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說學習吐火羅文是由于偶然的機遇，那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卻是先生的自覺選擇。雖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爾仍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運用這種語言的人已經很少了(在印度只有14000多人),所以梵文與巴利文基本上也屬于古典語文。對于中國學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練運用到佛教和印度學研究中，以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對于佛教傳播中的歷史問題進行創新性的研究，與國際學術界對話，舉世并無幾人。季羨林也曾學習過希臘語、拉丁文，還有學習古埃及語文的想法，這都表現出一種“為往圣繼絕學”的文化使命。先生臨終之前，還有一種復興國學的企圖，就是讀古書必須讀原文，不要讀譯文，不要讀簡化字的文本，而且復興國學要從娃娃抓起。古書用白話文翻譯之后，意義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很多古典詞匯根本就沒有現成的現代漢語對應詞匯，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義。至于復興國學從娃娃抓起，表現出先生的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憂慮：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學問的，國學的功底都很過硬？而現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國文學、哲學的學子，國學底子仍然不過硬？就是因為沒有從娃娃抓起。先生臨終之前復興國學的這幾點想法，有沒有現實可行性完全可以討論，但它表現出先生“為往圣繼絕學”的文化憂患感，則是很明顯的。

　　其次，吐火羅學作為一種文化紐帶，具有聯結各大文化的象征意義。吐火羅文作為中亞細亞的語文，在中國境內卻屬于印歐語系，在地理上與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語言上卻更接近歐洲人使用的印歐語言，這對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極富象征意義。先生通曉國學，他曾在哥廷根大學從事漢學的教學與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導國學，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色在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世界觀，思維的直觀性，審美的品味性。但是，竊以為，季先生對國學的通曉與倡導，乃至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國學大師”的“牌子”不符，因為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不在國學這一方面。即使從所謂“大國學”的角度，也不宜稱先生為“國學大師”，因為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是運用西方現代的學術方法研究印度學。“國學”這一概念是與“西學”、“印度學”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學問都囊括到國學之中，實際也就取消了國學。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國學的《季羨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學術眼光。他認為世界許多國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讀音，例如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ker等都來自梵文sarkara與巴利文sarkkhara，由此推斷蔗糖是從印度通過波斯傳入歐洲的，所以《糖史》(一)作為單行本出版的時候名為《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通過糖史的敘述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洲、美洲、非洲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會，從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義。季先生通曉西學，他在清華念的就是西洋文學系，留學德國受到了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他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所運用的民俗學、民間文學的視野以及主題學、母題研究的方法，就是從德國學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曉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現代語文，還學習過希臘文和拉丁文，沒有人會說季先生不懂西學，但是又不能說季先生是“西學大師”。鑒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學方面的巨大貢獻，稱他為“印度學大師”、“東方學大師”，可能比“國學大師”更恰當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學對中國影響的時候，經常會注意到中國對印度的影響這一回流現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間交流的季羨林，是名副其實的跨文化研究的學術大師和語言大師。如果結合他的散文創作，那么，稱他為文化大師也很準確。

　　季先生是大智，他請辭“學術泰斗”與“國寶”是謙虛，而請辭“國學大師”則是實心實意。我們應該用更準確的詞匯為先生送行：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復興的主將，跨文化研究的學術大師，季羨林先生千古！

　　高旭東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