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單向街圓明園書店將閉店搬遷。在此之前，讀者在網上發起募捐，號召4000位讀友每人捐100元錢，要把單向街留在圓明園。在網絡購書成為習慣，在線閱讀早已普及的今天，一家開在偏僻的昔日皇家園林一角的書店，如何有魔力得到讀者“倒貼”的救助？

　　這樣一個小眾書店卻能吸引數百位“大家”的青睞，它承載了怎樣的文化情懷？高智商的投資人和名人效應之下，書店為何會因經營不善而被迫搬遷，搬離的背后又是怎樣的無奈現實？

　　-最后一場沙龍延續的散漫

　　自由的形式，自在的交流，自然的環境，這樣的書店配上這樣的沙龍，全北京只此一地。

　　7月25日，是單向街書店在圓明園里的最后一場沙龍。

　　藝人戴軍正在跟100多個年輕人聊“都市里的感情與生活”。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被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當天在座的人大半是女性，大半戴著眼鏡，戴軍的笑話好幾次逗得他們哈哈大笑。不時有人跳上戴軍身后的大桌子上，對著聽眾咔嚓咔嚓地拍照。聽眾身后，有人舉著相機走來走去，幾個女孩子在書店的標志下笑著合影。就在戴軍回答某個聽眾的提問時，還有人三兩成群地站在不遠處聊天，不時有人從竹林掩映的籬笆門里走進院子。

　　一墻之隔，屋里卻是個十分清靜悠閑的書店。狹長的書店過道最窄處只能通過一人，書架上貼著“七折”或“五折”的標簽，幾只三人沙發上坐滿了人。有人低頭玩手中的iphone，有人在看大部頭的《二十四史》。

　　這個書店每周末都會舉辦各種文化沙龍，從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林夕、劉小東、阿城、顏峻、周云蓬、廖一梅、和菜頭……這些某一領域的意見領袖都曾成為小院子的嘉賓。

　　3天以后，這個文化地標消失，書店要搬到東四環的商業區，沙龍的策劃人譚旭峰也將離職。最后一場沙龍這天，恰好還是他的23歲生日。兩年來他邀請了數百位文化圈名人到院子跟讀者見面交流，他雖然被媒體稱為“京城最年輕的沙龍主人”，但靦腆少言跟單向街的氣質如出一轍。

　　“主持人帶我進來的時候，說這是最后一場沙龍的時候，她都快哭了。希望大家多拍一些照片做紀念。這是北京今年最美的一個下午”，戴軍說完這番話時，有的聽眾開始掏出手機拍照。

　　讓譚旭峰意外的是，戴軍在講座結束前突然叫人取出屋里的蛋糕，還給他戴上生日帽 ，坐在前排的讀者看著一臉的莫名其妙， 但還是一起唱起了《生日快樂》歌。感人場面似乎并沒有“煽動”譚旭峰，他還是用往常一樣慢的語速，低聲說了幾句些感謝大家之類的話。

　　切蛋糕的瞬間很短暫。沙龍隨之結束，譚旭峰和他的同事們開始收椅子，有個女孩睡著了，腳搭在另一只椅子上，他們沒叫醒她，而是繞開她繼續。這時候一隊外地口音的大叔大媽走進了小院，他們發現茶幾和椅子之后特別開心，立刻坐下來掏出撲克開始玩。一切隨意，無論講座、生日歌、讀書還是打撲克。

　　自由的形式，自在的交流，自然的環境，這樣的書店配上這樣的沙龍，全北京只此一地。無論陳丹青、梁文道、茅于軾還是賴聲川，來過這里的“大家”都對它一見傾心；而大學生、傳媒人、小資、愛書人，更是趨之若鶩，單向街幾乎是全國文青向往的膜拜之地。

　　-一幫理想的自由落體，非常美

　　這么大的城市，能保留這么一個小小的安靜的樂土，很不容易。 樸素、簡單、有情懷、有品質，它是世界一流的。

　　單向街書店成立于2006年1月1日，是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成的。“大部分來單向街的人，都會懷疑自己是個路盲。” 圓明園東門口雜貨店的老板自稱是單向街的義務指路人， “我還得和問路的人一再強調，單向街，不是一條街。”當時供職于媒體的許知遠、吳曉波、于威、覃里雯、張帆等13人每人出5萬元入股，為自己和其他年輕人搭建了一個公共的閱讀空間，他們給書店起名“單向街圖書館”。

　　許知遠對單向街的描述吸引過很多人：“直到天花板的書架有30米長，大約需要20分鐘，你才能從這頭走到那頭。如果你趕上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此過程中，大約十束陽光會暖洋洋、懶洋洋地打到你身上。冬日里曬曬太陽，夏天露天坐在院子里，聽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邊偶爾經過像春天一樣的姑娘。” 除了推薦好書之外，書店的招牌就每周末的開放沙龍。

　　2007年，譚旭峰從人民大學新聞系“逃學”出來，成為書店的兼職店員，后來一直負責沙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品位決定了每個周末讀者能見到什么樣的人物。 “店里從來不管我請誰，我有完全的自由。沙龍很開放，但《百家講壇》的人我絕對不會請，一夜而紅的人我也不會請。三年來，我們做了229場沙龍，每場算80個人，也有一萬多人來聽過。嘉賓們說的話，或許將來某一天會被讀者們記起，這或許就是沙龍的意義。”

　　那些嘉賓們平時正襟危坐或者老愛跟媒體擰巴，來到這里卻會被隨時提問的聽眾“刺激”得十分興奮，藝術家巫鴻說北大都沒給他這種感覺。

　　而畫家劉小東對書店的評價更高：“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當記者采訪他時，他正在甘肅的深山里采風。劉小東說，他曾在一個小雨蒙蒙的天里，去沙龍做嘉賓：“它在一片小樹林里，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臺。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么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這么大的城市，能保留這么一個小小的安靜的樂土，很不容易。 樸素、簡單、有情懷、有品質，它是世界一流的。”

　　譚旭峰清楚地記得那天劉小東聊HIGH了，當場給自己點了一瓶啤酒，一邊喝一邊說。參加過大部分沙龍，自己也做過嘉賓的“Elvita威”告訴記者，他在活動結束間隙發現劉老師在自己車前不遠的地方兀自方便，當時特別想走過去調侃一下，后來在心中感嘆 “劉老師在這兒真是放開了！”

　　由于書店遠離城區，愿意花時間顛簸而來的人都帶著強烈的交流欲望，所以他們比大學生還喜歡發問。嘉賓們雖然每次都得花一兩個小時在路上，前后在那里待上大半天，但都十分滿意溝通的效果。沙龍兼職主持梁爽告訴記者，陳丹青就來過書店一次，但印象非常好，每次還會托前來講座的朋友問書店的近況。

　　一個以沙龍為特色的書店，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喜歡。大學生們長期在網上詢問書店是否招聘實習店員；豆瓣網上的單向街小組常年聚集了4000多人，咨詢小眾雜志、轉發沙龍活動是他們必做的事；而城中的攝友文青們，更是把單向街當作拍照圣地。很多人都愛寫有關單向街的故事，其中有個故事中說，男孩和女孩從未謀面，女孩來北京專門去了單向街書店，她知道男孩常去那里，很可惜男孩不在。女孩于是寫了張字條塞在“單向街”標牌后面的墻縫里，并且拍下照片發給男孩。身在外地的男孩看到郵件，專門打電話讓書店的工作人員按圖索驥找到字條讀給他聽。純美如日劇一樣的情節，迷倒了很多網友。

　　-書店是他們的大學，是我的戀愛

　　譚旭峰想過很多次離開，但決定卻做在一瞬間，“這段經歷，就好像跟一個完美的人談了一場完美的戀愛。”

　　單向街書店即將搬家的消息，最早通過網上的郵件組傳出來。7月9日， “elvita威的生活便簽”給網友們發出一封郵件：“建議大家趕緊在一個月內去單向街的圓明園店看看那個值得留戀的小院子，因為單向街要搬家了。我想我和你都會懷念那里的樹和石頭還有在風中說話的人聲。”

　　7月18日單向街的粉絲“小飯”在豆瓣網發帖呼吁網友集資10萬元，“把單向街留在圓明園,每個人在信封里放進100元錢和一張紙，寫上自己想要的一本書和通信地址。能湊齊10萬元錢，或許能幫書店再長一歲。”他在帖子的最后寫道：“我寧可相信是只要我多買一點，大家多買一點就好了。搬走的不只是一個書店，也搬走了某種深意，和我心中夢的棲息地。”

　　一個什么樣的書店，一次怎樣的搬遷，會牽動這么多關注？

　　譚旭峰經常說自己剛來時是一張白紙。“書店改變了我的命運，我的性格， 我能在這么年輕的時候，接觸那么多的頂尖的人，交到一輩子的朋友，真的很幸運。”對于沒有上完大學的譚旭峰而言，單向街就是他的大學，“這里沒有校園里那些很急躁、很功利的東西，取而代之的是開放的空間，真誠的交流。”

　　去年他邀請作家徐來，但徐來以不知道該講什么為由拒絕。譚旭峰最終還是說服了他，可沒想到沙龍現場出現意外，徐來被人刺傷。單向街書店第一次上了社會新聞。“活動結束后特別難受，下周的沙龍還得繼續，本來說好了請電影學院的崔衛平，談了好久，對方才答應，可是出了這種事。醫院里還躺著人，怎么做？”沒想到這時候崔衛平卻發短信說，“我們不能給歹徒嚇跑了，活動更應該做下去，讓大家知道這樣一個地方是不會被打擾的。”譚旭峰當時特別感動，“不是她那么堅持，我真不知道下一場活動什么時候才能做。”

　　一個月1000多元的工資，使得譚旭峰不得不找一份全職工作，而把每個周末交給書店。他每周需要請到兩個嘉賓，不斷打電話、發郵件，每次聯系五六個人，最終成行的或許只有一個。周日剛送走一個嘉賓，周一就得開始聯系下周的人選。所有迎來送往、確定嘉賓、溝通日期、在網上發布信息的事情都得他來做。偶爾客串主持人的梁爽，也有本職工作，為了請巫鴻來沙龍講座，她提前半年就開始聯系。書店的義務攝影師齊尚敏每周都風雨無阻地背著兩個大相機出現，除了拍兩三百張照片，他還認真錄下所有的講座。他希望為單向街這個能讓人自由說話的地方留下完整的資料。每次在活動現場，都會一些老面孔，他們有的是媒體記者，有的是網站編輯，他們會推薦自己喜歡的學者給譚旭峰，或者干脆幫他聯系嘉賓，散會后他們還一起搬桌子、抬椅子。

　　專門給活動設計海報的小可，甚至從來都不會把自己的名字隱藏在海報的某個角落。“幾乎帶著給朋友幫忙的心態”，她告訴記者，“幾年來設計了300多個海報，每周都得更換網站的題圖。這并不需要堅持，因為單向街的海報每次都會不一樣，嘉賓來自各個領域，今天是水污染，明天是古建筑，每次我都會學到新東西。”

　　“我以為這輩子會在書店做下去”，譚旭峰說。可他自己也沒想到，會在自己23歲的時候，離開烏托邦一樣的大學。

　　今年三四月份，他知道書店打算搬遷。有一天招聘他進來的店長王燕安在活動結束后，像平常一樣跟他在樹下聊天，簡短的談話只有十幾分鐘，這個給他最多幫助、最信任他的大姐告訴他搬家之后，新店會調整經營，員工都需要全職，希望他搬家前跟同事交接一下。后來同事告訴他，王燕安說這是她做過最難的決定。

　　“那你的反應呢？”記者問到，“我的反應，我的反應，我的反應……”再次談起當初的情景，譚旭峰一時竟找不到措辭，“我很吃驚，心里特別難過。我還是需要去服從這個命令，我說那下邊誰做，我把工作交接給他。”譚旭峰告訴記者，新店會轉變經營風格，一切管理都要隨之正規，而他有自己的工作，無法滿足打卡坐班的要求。譚旭峰已經看過了新店的設計圖紙：“總面積300平方米，一樓是書店，樓上有咖啡廳，整個色調是白色的，有艷麗的綠色，裝修非常棒。”

　　譚旭峰想過很多次離開，但決定卻做在一瞬間，“這段經歷，就好像跟一個完美的人談了一場完美的戀愛。”

　　-脫離救濟的小眾書店

　　我們都是不懂得經營的人，讀書這個很純粹的事情遇到這么多的商業的現實的問題，我們個人的財力確實有點應對不了了。

　　其實從單向街落座在非商業區的偏僻角落開始，就染上了經營不善的頑疾。“單向街的人氣全靠周末沙龍帶來的百余號人來支撐，一般情況下，周一到周五，進店的人加起來也不足十人。營業額都恥于談起，圖書銷售利潤還不足以支付日常費用和行政開支。更不用說數額龐大的租金。一直以來每個月都是成千上萬的在倒貼錢。”店長王燕安這樣告訴記者。

　　為了維持運營，書店成立3年多以來，單向街出版了《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再版)、《中國紀事》、《蘇絲黃的世界》等七本書。許知遠說，所得的全部版稅都已經捐入日常運作，每年13個股東還得把大約十幾萬的虧空補上。

　　譚旭峰告訴記者，店里每周只有幾千塊錢的進書款，很多好書都買不齊。為了把經營成本壓縮到最低，店里拿工資的員工只有五個人。但即便這樣有時連工資都有困難。“那種苦都沒辦法跟人說，有個進書的同事，剛當父親，可連孩子的奶粉都買不起。剛開始大家都有熱情，但是能一直這樣下去嗎？”

　　在店長王燕安眼里，老板許知遠是一個“一直堅持理想主義、很脫俗”的人，她囑托說，“搬家，老板是最無奈的，這背離了他的初衷，他未必愿意和你談。”當記者撥通許知遠的電話時，他說， “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們也蠻以為恥的。”

　　許知遠承認：“這本來就是一個沒有組織、松散的群體。我們都是不懂得經營的人，讀書這個很純粹的事情遇到這么多的商業的現實的問題，我們個人的財力確實有點應對不了了。”當初的13個股東一時性起開了圖書館，在他們眼里這兒只是給同好和自己看書的地方，盈利并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每個人都忙自己的工作，沒有投入精力管理。3年來主要的工作都由店長王燕安來執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那么理性，燕安充滿熱情，喜歡這個店，我們就認為她是合適的。”當記者對書店的運營能力表示質疑的時候，許知遠這么回答。“我們的困境在于這一個大家都不讀書的年代，讀者空洞的同情、抒情方式的支持并不能帶來實際的意義。大家都喜歡這個公共空間，但來一趟更像是裝飾性的郊游。”

　　依然有關心書店的人出謀劃策，“改用志愿者形式”、“開通網上書店，增加銷售渠道。”王燕安告訴記者，這些方法一直都在進行，“淘寶開店3個月來，賣出去的100余本書，利潤微薄，志愿者幫忙，也不能解決完全不盈利的局面。單向街先天不健康，現在的出路只有一條，自己造血。”

　　萬圣書園憑借醒客咖啡來貼補經營，三里屯的老書蟲得益于外國人的消費。人文書店靠賣書都得虧本的。王燕安也跟火爆的光合作用書店做過比較，“他們的利潤主要是美容健身、兒童、英語三大塊圖書。我們經營的人文社科類圖書，也就只能賣出去十幾本。”

　　2009年初，王燕安開始四處尋找單向街的下一個安家之所，最終藍色港灣看中了單向街的品牌價值,承諾3年內全免租金。她盼望新店將來做場地租賃、咖啡廳、二手書市、餐飲、出版、雜志……

　　記者采訪了藍色港灣市場部了解到，在談判的初期階段，單向街做了一份非常打動他們的提案，標題就叫“單向街＋藍色港灣＝塞納河左岸”。新的單向街書店將被安排在租金最高的“品牌街”，跟UGG、GUESS等大牌做鄰居。“我們希望單向街藍色港灣店成為一個高端的讀書、聚會的文化場所”，這是他們官方的說法。

　　從理想圖書館到商業區的人文書店，單向街的成長還將面臨更多的未知。

　　◎文/杜晉華 本報記者 陳七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