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后新的生活不是一帆風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克服了很多困難，才開創了自己的新生活。

　　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新社會里相聲向何處去。相聲在新社會里有沒有前途？新相聲不容易寫。當時前門箭樓上開辟了一個曲藝演出場所，演出節目中就取消了相聲。相聲處于絕境。面臨這種情況，相聲界非常緊張，怎么辦呢？難道新曲藝就沒有相聲了嗎？我們今后怎么活下去呢？這怎么行呀？

　　我當時不相信相聲不能為新中國服務，我自己創作了《婚姻與迷信》、《一貫道》兩個段子，證明相聲是可以為新中國服務的。我想只要寫出符合新社會需要的相聲段子，群眾擁護它，它是能夠站得住的。我寫的這兩個段子，最初是在西單游藝社演出。這兩個段子一出來，我就發現它站得住。盡管它還不夠成熟。今天回過頭看看，也許它是新中國最早的新相聲吧！后來我們挪到前門外鮮魚口迎秋茶社演出。我發現光是少數人搞新相聲是不夠的，人要愈多愈好。這時候孫玉奎、劉德智、羅榮壽等幾個同志和我商量，怎么把北京的相聲藝人團結在一起，大家來搞相聲改革，我們需要一個組織。哪個節目能演，哪個節目不能演，要有人領導大伙兒來評定，大伙兒真正發揮“臭皮匠”和“諸葛亮”的作用，把舊節目改好，去掉舊相聲中不健康的東西，使相聲事業發展起來。

　　于是我們決定建立北京相聲改進小組。我們向市政府文藝處申請，于1950年1月19日正式建立北京相聲改進小組，由孫玉奎、羅榮壽、劉德智、侯寶林等11人為發起人。相聲改進小組旨在改革舊相聲、創作新相聲，推進相聲工作。

　　組織起來以后怎么辦？如果還像過去一樣，你在天橋，我在東西兩廟；你在朝陽門，我在西安門；你在臺上，我在地上，這不行，我們的相聲還是不能改進。我想了一個辦法，把大家組織到一塊兒。我們在大李紗帽胡同租了一個場子，大約能坐兩百人，名叫新華游藝社。我們在那兒邊改進邊演出，我原來在迎秋茶社演出，每月可以掙兩百元錢。這樣，我就辭去了那兒的演出任務，參加北京相聲改進小組的演出。我跟大伙兒一樣，掙零打錢。所謂“零打錢”，就是每說完一段，跟大家要錢。每天掙來的錢每天分，或者三天一分。我們的相聲節目演出時，每天有人負責監聽，哪句不合適，哪段不合適，哪個情節不合適。怎么改，大家研究。共產黨領導的天下是勞動人民的天下，我們決不讓有損勞動人民形象的相聲節目出現在舞臺上。

　　我們這樣做以后，群眾立刻擁護我們，新華游藝社的觀眾擁擠得很，他們覺得高興。花幾個錢能聽那么多的相聲，過去侯寶林在劇場里一場只演一次，現在在這兒一晚上能聽到兩次，這多好！給錢的時候，我們是零打錢，拿著笸籮跟人家要錢，你給一分也好，給五分也好，給多少，我們都說:“謝謝您，謝謝您。”真有聽一段相聲給幾角的。那陣劇場賣票才賣四五角錢一張。迎秋茶社的票賣五六角一張。我們組織起來以后，一人一次也能分幾元錢，生活可以維持了。相聲改進小組一直保持到1952年，由于演員參加北京市曲藝工作團，才解散。

　　我們是個群眾組織，經濟上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們團結了相聲藝人，解決了大家的生活問題。到后來，我們還發展到招收學員。我們招收了七八個學生，都是藝人子弟，由我們管吃管住。我們也聘請了一些年老有病的老藝人，請他們教學生以及那些已經說了相聲但是技術還不過硬的同志。老藝人照樣拿份兒，但不上臺，只管教就行。我們這些年輕力壯的人是主角。我們努力演出，掙錢來維持這個組織。實際上，相聲改進小組后期有點像個相聲學校的樣子。

　　在北京相聲改進小組成立后兩年多的時間里，有件事是難忘的。它使我們的相聲事業在困難處境中邁出了新的一步，打開了局面，獲得了新生。

　　新華游藝社一開始生意不錯。大家能分到一些錢。時間一長，不行了，聽眾少了，給的錢也少了。我一天只能分到八角錢，我從西城跑到南城說一天相聲，這錢只夠我吃一頓飯。大家不安起來，都問我:“怎么辦？怎么辦？”我說:“沉住氣，有辦法。”我又說，愿意跟著相聲改進小組一起走的人，咱們一起干；實在不想留的話，您就請便。沒有人愿意離開相聲改進小組。說句老實話，離開相聲改進小組去單干，不好辦，你說相聲時還使用那些不健康的語言，觀眾不答應，會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只有和相聲改進小組在一起，改革相聲，使用健康的語言，才有前途。

　　我那時精力旺盛，我想為相聲事業找條出路。我開了個節目單，人名兒，節目名兒，都有了。我首先來到長安戲院，找到管業務的人。我說:“給我們兩天日子，搞兩場相聲大會。”

　　那時戲院對待劇團有兩個方案:其一你這劇團業務軟，他就不跟你劈賬，他跟你要租金。這場子租給你，要三百元的租金。你賣八個人他也不管。其二你這個劇團的演員有號召力，他就跟你劈賬。戲院知道我們有號召力，最后決定還是劈賬，同意我們賣八角的票價。

　　糟糕的是，那時候正是夏天雨季。星期五這一天，從天亮就下起雨來，而且下的是瓢潑大雨，這暴雨一直下到下午兩點才停，我坐立不安，晚上相聲演出能賣出多少座兒呢？我不知道。耗到三點多鐘，我出門去。那時候，我家住在絨線胡同西口，離長安戲院很近，走著、走著，來到了長安戲院。我直奔票房那個小窗戶，去看票圖上賣了多少座兒。我一看，心里有底了，賣了五成座兒，都是前邊八角票價的，我的心踏實下來了。等我從長安戲院出來，剛下臺階兒，看見羅榮壽從西邊過來，兩眼發直。我在臺階底下，他走到我跟前才瞧見我，說:“喔，您也來了！”我讓他估計估計今晚形勢怎么樣？他說:“現在起碼有半座兒，您估計呢？”我說:“只要從現在起不下雨，晚上包你滿座兒。要再下，下小雨，不是暴雨，包你七成座兒。”那天果然沒有再下雨。到開場時，滿座了。

　　星期五滿座，星期六更沒有問題。兩天演完之后，我就到吉祥戲院，跟他們要兩天園子。我們到東城再演兩場，日期是星期二、星期三，也賣了兩場滿座。這四場下來，大家一分錢，腰板都挺起來。我說:“所以我跟大家說過，我們要沉住氣，有辦法。這就是我們的辦法。”確實從那以后，新相聲就打開了局面，我們到處演出，賣座率不低。很多晚會演出需要相聲節目，都來找相聲改進小組，由我組織統一安排。大家情緒很高，演新相聲的勁頭更大了。

　　主編/侯鑫　摘《一戶侯說——侯寶林自傳和逸事》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